编者按：“基里巴斯是南太平洋地区一个小国。在那儿，我外交官员吴钟华曾度过了一千多个孤独的日日夜夜，驻守着只有一个人的中国大使馆。以下是他的自述。”

　
　1989年9月，我赴驻斐济使馆时，我国虽与基里巴斯有外交关系，但没设使馆，该国大使由斐济大使兼任。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加紧在南太地区推行“金钱外交”，以此争夺外交阵地。这年11月22日，我出差到基里巴斯，正碰上李登辉“特使”在这里活动，以赠给两架波音737飞机为诱饵，要基里巴斯与台湾建交，而且，台“特使”已带去了建交公报，限基于11月30日签字，签字后，该“特使”留下来就任“大使”。我到基里巴斯时，基10个部，台“特使”已说服了7个，情况十分危急。我当即电话报告驻斐济大使，大使指示我一定要打掉台湾当局的图谋。通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说服了基方不与台建交，并赶走了台“特使”。返回斐济后，我们立即将在基发生的情况报告国内，并建议在基设使馆。国内很快同意，命我在基建馆并任临时代办。

　　1990年2月24日，我独自登上一架小飞机，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岛。这天是星期六，我决定4天后举行开馆招待会，由于时间紧迫，我必须按小时排出工作程序。周日这天，我先去买回油盐米面，然后挂出馆牌，又打印出100多张请帖和信封。接下来的两天，我马不停蹄地装电话，安传真，买汽车，买保险柜，发请帖。我给自己下了死令，不管多紧张、多劳累，所有工作必须按计划完成。

　　2月28日这一天，我早早起了床开始布置准备。因馆舍是临时租的，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品，我就挂了一幅中国挂历，又放了一些宣传品。晚6时，招待会准时开始，客人们徐徐而来。我时而在门口迎客，时而又到里面让酒陪客。原定1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一直延续了4个多小时，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时，我的双腿已经僵直，连床都爬不上去了。

　　招待会过后，我立即着手计划上半年的工作。没想到，计划刚刚开始，我就碰到了一次险情。一天周末，我独自呆在馆里实在孤独，就到海边散步。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我一下，随即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一群岛民正围着我，其中一位会说英语的人告诉我，是一个醉鬼酒后驾驶摩托车撞了我，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受伤。

　　一场虚惊过后，我便按计划开始工作。我分别宴请了基国副总统、议长、各部部长和外交部常秘。通过这些活动，我一方面宣传介绍我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方针政策，同时也对基里巴斯有了基本的了解。基国的经济尚属自然经济，每年预算仅2000万澳元，主要收入靠外国渔船在其海域捕鱼所交的税收，每年约达700万澳元。该国的任何建设，即使是很微小的项目，都要靠国外援助。

　　1990年2月，我国向基里巴斯提供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该国仅有的机场跑道。这笔贷款自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务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个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我国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更难的是与基方打交道，他们既不懂规矩，又拖拖拉拉，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其外交部常秘突然紧急约见我，说基方要求跑道修好后能起降波音737-400型飞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都写明是飞737SP型，她说是中方弄错了。我据理力争，她仍然固执己见。我只好告诉她，如果按基方的要求，现已设计的跑道要加长，需填海75米，费用要加倍，这一切我无权答应阁下，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其实，不光是同基方打交道难，办任何事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全要由我独自完成。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只吃生鱼虾。刚上任时，每天吃鱼还觉得新鲜，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反感，后来发展到一想到鱼，我就受不了。有一次，我教一个妇女组织的成员做红烧鱼，有人说她们院内有几棵树上的叶子可以吃，我如获至宝，马上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有时做汤就放几片嫩叶，以此解馋。

　　我在基里巴斯驻馆三年，住草房喝雨水，物质生活简单到最低限，而我的工作却是繁重的，工作量之大，常人无法想象。但是，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高高飘扬，我内心便充满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最后一次升起使馆的五星红旗，心里默念着：祖国啊，在这天涯海角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没有给您丢脸，没有辜负您的重托。(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