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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寓言作品选

2001年2月26日 16:44

  毛尖  译

  这五则寓言选自卡尔维诺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数字》,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从未在国内发表过,卡尔维诺称它们为“小故事"。他在1943年偶尔写在一张纸上的随想大概可以解释他写这些寓言的动机:“当一个人感到压抑时,他写寓言;当一个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时,他写寓言,且藉寓言以表达。这些小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在法西斯的死亡阵痛里,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命运。”

  卡尔维诺(1923—1985)出生于古巴,在意大利长大,十几岁就拿起笔开始写寓言、诗歌和戏剧。舞台和电影院是他最初的家园。有一天,他给朋友斯卡法里的信中说:“我转而写小说了。"从那天开始,他一发不可收地写下了《蜂巢小径》、《树上的男爵》、《困难的爱》、《阿当,一个下午》、《马科尔瓦多》、《寒冬夜行人》、《隐形的城市》、《帕洛马先生》、《守门人和其他》等,成为意大利当代最富特色的作家,其每一部作品都呈现不同面貌,尤其是幻想小说和神话寓言,想象力极丰富,令人惊讶。1988年英国韦伯列德文学奖得主罗什第说:“当意大利爆炸,当英国焚烧,当世界末日来临,我想不出有比卡尔维诺更好的作家在身边。”这是对卡尔维诺至高无上的赞誉。

黑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个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良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

  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逮住阿尔伯托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打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与阿尔伯托没有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干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尽管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

  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仍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干掉一点,明天干掉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就在吕基找到阿尔伯托之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干掉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就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干掉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他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做起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喊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喊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喊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喊。”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20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可真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喊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发“丽”音时高而长,发“莎”音时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能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人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似的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

  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喊:“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敌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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