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队脱胎O记，“无冕皇帝”惨被称为“文化流氓”或“八婆记者”

　　令人闻风色变的“狗仔队”，原名为意大利文Paparazzi，首次出现于1958年，正式翻译名应为“追踪摄影队”。1960年，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在电影《甜美生活》中，男主角马斯杜安尼就是八卦新闻记者，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为寻找题材而搜索枯肠。1963年，费里尼的《八部半》再度出现八卦新闻记者的角色，奠定“Paparazzi”在人们心目中的鲜活形象。

　　至于中文翻译“狗仔队”，则是由香港人所开创。50年代的香港警察部刑事情报科擅长追踪案件，以跟踪、窃听的调查方式闻名，这些便衣刑事侦查员(俗称O记)，外号“小狗队”，取意在于狗类擅用灵敏的嗅觉，追踪猎物。

　　这种调查追踪能力及方式，后来被记者发扬光大，日夜追踪新闻人物、艺人名人等。由于长时间的跟踪、守候，非一人可以独立完成，所以这群善用镜头捕捉漏网消息的记者，也就被统称为“狗仔队”了。

　　大约在50年代以后，名人偶像化开始流行，一些王公贵族、政商名流、运动选手、演艺巨星纷纷成为群众崇拜的对象。这些偶像明星走红，正好需要依赖媒体的大量曝光，但在正式的场合，他们无不光鲜亮丽，久而久之，令人生厌，于是明星私底下的言行、日常生活习惯等，反而成为人们急于窥视的秘密。

　　“狗仔队”的本质是要发掘“非表面”的新闻事件，带有跟进、追踪的成份，从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但“狗仔队”的最终目的是将所报道的“杰作”卖钱，热衷采用“地毯式”的采访手段，用隐藏式摄影机或长镜头等，又或者以“吊靴鬼式”死缠采访对象，到处猎取名人的不雅照片，令人尴尬出丑。受到狗仔队扒粪手法所害的名人，多不胜数，并且有追出人命的记录。四年前的英国王妃戴安娜正是狗仔队采访的牺牲品。戴妃、戴妃情人法耶兹和司机均一同丧命，举世震惊之余，狗仔队的行径再次被世人所唾骂。而六月中，更是传出法耶兹父亲在事隔多年后，仍要起诉两名当年的狗仔队员害死其子，再次使狗仔采访手法遭受质疑。

　　狗仔队员自曝内幕：高薪、死缠乱打、卧底，拍死者遗容、艺人偷欢写真，拆散艺人家庭……

　　自从有“狗仔队”的出现，“狗仔队”就与不守常规、不雅、离经判道等划上等号，所以不少人指责“狗仔队”带坏社会风气。但“狗仔队”同时又把握了人们八卦、喜欢偷窥的心态，所作报导往往最能够吸引读者注意。身为“狗仔队”成员的他们又如何看待这份职业呢？

　　几年前拍得艺人伍咏薇夫婿遗容的“狗仔”邓先生说：“内疚，非常内疚，三星期前才亲自接过人家的喜帖，三星期后，翁江培猝然逝世，我还要亲自揭开翁的灵柩，拍摄死者遗容，我觉得对死者、对家属都非常不尊重，但这是我的任务……当时，所有报刊都想拍遗容，我收到指令，知道灵车的车牌，杵工又允许我揭开棺木拍照，正是骑虎难下。但公司上下都出力时，难道要因为我的内疚而功亏一篑？结果拍了，但非常难过，换了我是他的家人，也不想别人拍摄吧。终于我内疚到亲自向伍姑娘道歉，要听到她一句原谅我，我才安心。”

　　另一位“狗仔”小洪因为拍得某男艺人“偷欢”片段而立下大功，但间接导致该艺人家庭离散，“狗仔”因而不断自责：“我被派去时上司说我不拍，别人也会拍。我不拍可能会让他们有台阶下，但我拍了，他受到千夫所指，想回头也难了。”后来想想，虽然他是公众人物，但也应该有私隐权。那次虽然立下大功，但我再也不做这类型的采访了。你追访贩毒、追访走私，你对社会、对公众有利，但造访艺人，纯属八卦，八卦可能害了他人，社会又没获益，何苦？”小洪内疚地说。

　　“老狗仔”阿黄则持相反意见：“我们的任务是求证，做得公众人物就要有被拍摄报导的心理准备，不能够说做好事就召开记者会，干坏事就阻止别人知道，这合理吗？我的心态是希望得到一些别人没有的图片，我是reporter(记者)，不是recorder(录音机)，人有我又有，拍来干啥？”

　　“世界是现实的，讲道德会增加销量么？道德可以当饭食么？我不拍，有人会赏识我么？我不拍，会有人工加、会有人挖角么？”这一连串问题多少反映了为何仍然有人热衷于担任狗仔队。

　　西门在香港壹传媒工作的经历更可谓多姿多采，未成为狗仔队前，他以为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和使命，可是经历了5年的“艰苦岁月”，他得到的感受并不是这样。

　　有一回，上头叫他们采访一名女明星和男歌手同居的新闻。跟了几个星期，始终拍不到两人在一起的画面。最后西门无计可施，将情况报告上头。上头居然这样说：“你不会开车撞她，然后再打电话叫那个男的出来处理。这么简单都不会做，你怕什么怕！”西门当然没有这样做，结果收到上头的警告信。

　　另一次，上头派他们采访一位同性恋男歌手和他男友搬家。西门第一天去就被歌手的男友发现，被人拿球棒追赶，西门与同事逃到安全的地方后，循例打电话给上头报告情况。上头还未听完，劈头就骂：“你不会挺在那里给他打，又不会真的被打死。其它人拍下打人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登上封面，死蠢(笨蛋)！”

　　某次，好不容易西门的上头亲自带队，采访电视台玉女和小生拍拖的新闻。当目标出现，轿车从远处驶来时，冷不防上头对西门说：“你冲到马路上把车挡下来，她一停，我就拍。当时，该辆轿车时速超过70公里，西门当然不会用生命来作赌注，于是跟上头说：“你身手比我好，你去啦！”西门因此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

　　西门介绍时说，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要用车来跟踪目标。上头严令，如果被目标发现的话，就要立刻完成工作。所谓“立刻完成工作”就是要用车挡下目标，然后拍下画面。所以他们经常在马路上和目标追逐着，因此发生过十多次大大小小的“碰撞”，现在回想起来，西门仍然是心惊胆战，犹有余悸。

　　西门说：“除了跟踪、追逐外，我们还要‘入屋’(潜入目标家中)。”上头曾经叫他们不要怕，因为万一出事，公司会作出相应的担保措施。结果，一名天真的同事信以为真，在擅闯私人住宅后，被社区保安人员拦截。他打电话向上头求救时，上头居然告诉保安员：“我们并没有叫他擅闯私宅，一切交由屋主自行发落。”

　　“随着同行竞争越见激烈，上头要求更加不择手段。套句台湾最近的用语：‘四十岁的男人，只剩下一张嘴。’他们自己做不到，却想得倒是轻松愉快。”

　　“待在《壹周刊》担任狗仔队员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自己快失去人性，感情更加麻木，我知道再这样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西门如是说。

　　花钱买新闻、揭出多宗名人黑幕肥佬黎公开向全港道歉

　　“狗仔队”有何法宝变得如此“神通广大”、“无处不在”呢？“狗仔队”采访的消息来源于很多方面，“狗仔”可能要透过目标人物的发型师、化妆师、所属会所的员工，或者到他们购物的地方、美容院等处等待及追查。

　　一般报馆，会派司机、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各一名，负责追踪目标人物。人手调配不来时，摄记可能要充当司机，还要报料给文字记者。由于经常会遇到捱更抵夜，甚至被人追打等情况，所以“狗仔队”成员多为男性。为了掩人耳目，狗仔追踪用的车都没有印上报馆或杂志名称，他们用的相机或录像机，甚至会以镜子、唇膏形状出现。

　　为了方便获得消息，“狗仔”会在空闲时间调查艺人的住址，以便日后发生大事时在大厦埋伏。狗仔队也会藉词找艺人出来专访，然后派人跟踪，打听他们的行程、住址和车牌等，方便采取必要的追踪行动。“大前提是安全、有料到。一影完相要记得将菲林回卷，入一筒新的上去，被人打烂相机或拆菲林，都有货交。”一名摄影记者如是说。“狗仔队”工作量大而辛苦，又要肯搏杀，酬劳会比别的记者高，月薪在3万港元以上。

　　香港传媒真正组织起“狗仔队”在1995年6月，黎智英筹办《苹果日报》，不但掀起多次报业减价战的序幕，追访娱乐界歌星名人私隐如“王菲窦唯婚变”、“梁朝伟刘嘉玲分手”、“成龙章子怡传绯闻”、“龙种事件”等，更是“狗仔队”一手搅起。狗仔队的出现，促进了本港娱乐新闻业的竞争，如东方日报、东周刊等，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狗仔队伍，令到狗仔成为一种现象。

　　“狗仔队”不择手段的采访手法及报导，一度引起社会的批评，一再破坏了传媒的良好形象及公信力。“陈健康事件”、“洪宝之恋”、“豪门争产”等，都是当中的经典。

　　1999年10月，著名唱片骑师洪朝丰(丰丰)与富婆宝咏琴(宝宝)的恋情出现问题，《苹果日报》竟然当作头版头条报导，更出动“狗仔队”24小时追踪当事人，并且引导当事人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私隐”。“洪宝之恋”一开始就充满着戏剧性，洪朝丰在节目中采访宝咏琴，从而相互欣赏，产生情愫，并在节目中公开接吻、表达爱慕对方，一时间令人觉得童话再现。

　　仅十个月，双方又告分手，原以为就此告一段落。岂料，有报纸追踪洪朝丰，发现其与一男子把臂同游大连，开始了极具“娱乐性”的报导，如丰丰被指精神出现问题，又找劳工处向宝宝追讨债，在律师陪同下公开自己与宝宝的性生活等。一件私人事情，迅速成为传媒焦点，更霸占了报纸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挖空心思来大肆渲染双方的关系，真的不能不钦佩“狗仔队”跟踪报导的能耐。

　　虽然大部分“狗仔队”的出现与娱乐新闻有关，但他们将社会新闻娱乐化的做法，如“陈健康事件”的报导，更成为香港新闻史上一大污点。

　　1998年10月，香港上水天平村一名妇人因为承受不了丈夫在中国内地“包二奶”的打击，从14楼寓所的露台，先后将两名10岁和6岁的儿子抛落街，然后自己也跃下自杀，惨剧触动人心。事发后，该妇人的丈夫陈健康从内地返港，接连接受多家传媒访问，公开承认自己北上嫖妓，并批评刚去世的太太，不能满足他的性需要，自谑为“人办”(人类的反面教材)，陈健康顿时成了最不健康的人渣。

　　传媒对事件的兴趣与日俱增，利用主角愚昧，一再用语气挑逗，更派出记者跟随陈健康北上寻欢，详尽报导他在内地找女友、尽情消遣，《苹果日报》更接连三天用头版全版报导“人办”消息，包括一张主角与两名女子在酒店床上“左拥右抱”的照片。后来发现上述经典照片与该报付出5000港元有关。

　　这宗最不“健康”的传媒事件，跟随“人办”的狗仔，为了“出位”而用金钱买新闻，报纸销量可能有所提升，但“捏造新闻”的恶名昭彰，受尽香港社会及新闻从业员组织的指责。《苹果日报》1998年11月10日，头版刊出黎智英署名的道歉启事。

　　狗仔与法官开战：贴身采访，教育法官什么是狗仔队

　　环顾香港传媒，以东方报业集团及壹传媒的相互竞争最为激烈，《东方日报》、《太阳报》、《苹果日报》就占据超过香港一半的报纸市场，两个集团的竞争更开创了“狗仔跟法官”的司法案例，广受社会各界的批评。

　　这宗“狗仔跟法官”源于东方报业被《苹果日报》盗印一帧女歌手王菲怀孕的独家照片，告到法庭后，争讼了两年，东方报业只获8000港元赔偿并须负担巨额律师费。

　　《东方日报》不满法庭多次裁定涉及东方报业集团的官司败诉，于1997年9月至1998年1月间连续发表文章，称上诉庭法官高奕晖及罗杰志为“白皮猪”，又指淫亵及不雅刊物审裁员为“黄皮狗”，是“港英残渣余孽”，对《东方日报》“政治迫害”。该报又连续三天派“狗仔队”跟踪上诉庭法官高奕晖，“教育”法官何谓“狗仔队”。

　　这宗案件于1988年5月中旬在高等法院开审，高院裁定蔑视中伤法庭的《东方日报》前总编辑黄阳午，入狱4个月，东方报业集团作为日报的出版者，则判处罚款500万港元。

　　首席法官陈兆恺及祁彦辉在宣判时表示：新闻自由及司法独立是社会的两大支柱，如滥用新闻自由来中伤丑化法庭，对两者只会构成伤害，如果公众对司法部门的信心动摇减弱，便会危害法治，同样地滥用言论自由，只会有害无益。法官并非不能受批评，但言论应是公正、合理地实行，负责任与令人尊重的传媒，必须以此作为守则。但不幸的是这次事件中，言论自由原则明显是遭受极度滥用。《东方日报》的行动，并非只对个别案件，而是法治本身，其目的是要营造一种不满司法部门的气氛，企图令司法部门屈服于公众舆论压力，将在处理《东方日报》或其姊妹报刊的案件时，作较宽松处理。此种挑战基本法治的行为，是执行普通法地区的法庭，所遇过的最严重传媒蔑视例子。有史以来，从未有法官遭遇过，有如高奕晖法官被24小时跟踪的滋扰事件。

　　后来，东方集团上诉终审庭，在1998年9月28日被判上诉得直，《苹果日报》应赔偿3301元给东方集团，并要支付原讼庭全部堂费及大部分上诉堂费给东方集团。案件了结，但传媒滥用狗仔队的采访作风，公器私用，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传媒的公信力。

　　狗仔队使政商人士无处遁形港名流联合发起“闭嘴行动”

　　不少被追踪的目标人物都对“狗仔队”的行径反感，香港演艺界在1995年，就曾经发起“闭嘴行动”，三天内不接受传媒采访，以示抗议。并举行演艺人大游行，向政府反映事件，从而引起同业、传媒和公众对尊重私隐的意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程介南，曾经遭受《苹果日报》狗仔队的追访之苦，后来更向香港报业评议会投诉。

　　“今年1月13日，大约是在晚上8点左右，我和女友从堡垒街上车，开往高速公路后，发现有记者跟踪。一部重型机车，超到我车前，放慢速度行驶。迫我停下车来。这时跟踪在我后方的轿车上，突然跳出三人。以品字形围住我的车，车旁两人分别拿出照相机，对我猛拍一阵。拍完照片后，骑电单车者居然拦住其它车辆，好让三名狗仔迅速驶离。”

　　“我还记得我的女友吓得脱口而出：‘这好像是内地公路绑架。’”

　　程介南气愤地说，就为了几张照片，这些狗仔队居然不顾他人安危死活，万一后方车辆煞车不及，发生连环车祸，这种责任谁来担？《苹果日报》吗？肥佬黎吗？

　　直至1999年8月下旬，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传播媒介的侵犯私隐行为咨询文件》等两份文件，建议立法成立“保障私隐报业评议会”，以处理有关报章和杂志侵犯私隐的投诉，并展开了三个月公众咨询期。由此引起了香港各界针对“私隐权”与“新闻自由”的问题争论，成为香港社会广为关注的热点之一。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政府保障新闻自由的决心是毋容置疑的。政府将坚决根据《基本法》保障言论及新闻自由，但是，任何人不应该借口“新闻自由”，便忽视传媒应有的操守，惟利是图，不惜贩卖色情，渲染暴力，以至歪曲污蔑。

　　有学者指出，保障“新闻自由”和“私隐权”不被侵犯，是一个并不相悖的问题。在提醒传媒维护新闻自由、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还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关心民众利益，保护市民“私隐权”。

　　备受“狗仔队”追访困扰的演艺界指出，在联合国和欧盟等海外先进国家，新闻自由和私隐权都能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故此作为文明社会亦不应忽略任何一方。香港演艺人协会认为，香港肯定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体制，来平衡保障新闻自由和私隐权。

　　去年夏天，香港七成报纸组成了“香港报业评议会”，希望提升香港报业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操守，并接受市民就报章侵犯私隐的投诉。但是香港几份高销量的报纸如《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等均没有加入组织，评议会代表性受到一定的质疑。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执委张圭阳表示，香港新闻报道趋向“异化”及娱乐化，问题在于新闻工作者本身对工作的职责末了解。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将道德价值观传给下一代的理念。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香港青少年并不欣赏以名人丑闻作为新闻头条，也不认同“狗仔队”卑劣的采访手法，当中只有6%的受访青少年认为报纸值得信任。

　　这项由香港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负责的调查，虽然仅涉及800多人，但反映出香港社会已经对传媒失去信心，“狗仔队”的采访手法已开始产生恶果，究竟香港传媒何时才能摆脱“狗仔梦魇”，重拾“无冕皇帝”的辉煌呢？

　　全民同好，狗仔队是一盘生意

　　继狗仔队后，全世界传媒市场最近又冒出个狗仔队摄影队的变种——信息狗仔队。这些武装到牙齿的信息高手行踪飘忽，手法隐秘，能够通过互联网或者其它各种高科技手段，追踪到全世界大大小小名人的各种隐私以及丑闻，面对隐私信息的大量公布，现在甚至连以严肃新闻为招牌的传媒机构也不得不放下架子，竞购由信息狗仔队提供的各种重大隐情，狗仔队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同好的娱乐。

　　传媒对信息狗仔队格外倚重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市场的残酷竞争，众所周知，广告是传媒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而广告收益又与传媒在受众中的影响力息息相关。而曝黑揭隐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已成为每年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大产业，哪家传媒不想在蛋糕上切下一块。

　　专家指出，新世纪全球传媒发展出现了两个新的态势：娱乐化和本土化。而狗仔队精神就是娱乐化的绝妙体现。根据德意志银行2000年11月在香港发表的报告指出，《壹周刊》和《苹果日报》每年为黎老板盈利约3亿港元，娱乐化是一盘收效丰厚的生意，这也就是为什么狗仔队常盛的奥秘。(卢峰)

　　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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