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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身世录音大披露

2001年12月07日 15:50

  

声明:本版文章之版权属于原作者及原刊载媒体,如转载请与原刊载媒体联系,谢谢合作。

  (本文录音由张友坤先生整理,发表时删除了部分重复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

  张学良这次自述,或因面对自家晚辈,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读者对张学良乃至中国历史的体认;出于对张学良先生的尊重,他所强调的基督教历史观,发表时予以保留,相信读者自会明辨。)

  张学良说:要不是“文革”,台湾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

  我现在还要跟你们讲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说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就说现在的台湾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产党早就应该把台湾拿去的,正是刘少奇、周恩来搞得成功的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那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台湾不行啊。可是,共产党搞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吗,这正好给台湾一个喘气的机会。因为他们搞“文化大革命”,把机会耽误了。美国本来是想拉住中国大陆的,但在“文革”中,刘少奇、周恩来被骂为走资派。那时候若不是那样,台湾就没有了,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这是上帝给台湾的机会。

  他们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刘少奇弄死了,周恩来也倒霉了。把刘少奇他们这一派搞下去,把中国大陆搞得那么糟糕,这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也能够承认搞错了,改正过来了。给中国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干,大陆是会成功的。现在,大陆收复台湾就很难了。

  那时候,我们都忧心忡忡,为什么?我不是忧心我自己,是忧心台湾的局面。

  什么局面?蒋老先生在的时候,他下面有两个人可能接班,就是陈诚和蒋经国。陈诚野心勃勃,想当总统,着急的时候,甚至要老总统把位子让给他,说老蒋先生年纪大了,应该把位子交出来。那时候,蒋经国对我说,并要我不说出去,说:如果有一天老总统不在了,他准备去美国。

  唉,谁能办得到,这个事不是某个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这时候,恰好陈诚病了,死了。这一死,情况就不同了。

  若老总统突然一死,陈诚出来接班,非乱不可。后来,陈诚死了,选出严家淦。严家淦这个人很豪爽、很稳。严家淦当行政院长,经国当行政院副院长,严当副总统,他当行政院长。最有意思的还是上帝的安排。陈诚一死,老总统病了好几年,他病了好几年,就等于在教蒋经国,告诉他怎样治国,结果,蒋经国就把党、政、军都学会管理了。你明白吗,上帝给了他这几年机会,练了几年功夫。如果蒋先生突然死了,这个局面就不好维持。老总统让经国先当了国防部长,再当行政院长,当经济委员会主任。他这样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陈诚还在,那可怎么办?

  后来的这十几年,蒋经国干了好多好事,为什么?因为老先生的那些短处,他都看见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对台湾那些事,确实有办法。把军权统一了,谁能统一军队,就像我当年那样,把军队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这同样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几个大将,最重要的是孙运璇。这个人了不起。赵……(此处听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个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不行。我给你说,千算万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说陈诚吧,有多少算啊?就说大陆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开场白

  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大妈(指赵一荻)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

  京戏《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给你们谈话,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要讲历史,我先问你们,什么是历史?(答: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今天我是给你们两个上课:什么人有什么人的历史观。共产党的历史观,说造成历史的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中国老的传统历史观,说中国是皇帝老爷的家,中国人现在脑子里,还有皇帝家谱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这样。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基督教是我们的经验与体会。比如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我跟你们讲历史,给你们讲你们要问的事,我都是根据事实讲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一定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大多数都是儒家思想。

  我现在的讲话,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与儒家有关,因为我从小就念儒家的书。所以你大妈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因为我研究过佛教,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讲佛家的事。我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我与信佛教的人一块说,他们甚至没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愿你大妈来,她一说,就说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说她:“你不要那么讲!”今天我开始就跟你们讲戏,如果她来就会说“你一讲就是唱戏的”,一下子把我的话打断了。

  出生时的异相和穷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时为1901年6月3日———编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们看,我的脑盖上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录音有停顿)我的脑盖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答:摸出来了,摸出来了。这,这,摸出来了,这里是有道缝。)

  本来人的脑盖骨有许多缝,不过你们的都长好了,我的没长好。保罗在圣经上说过一段话,人没出娘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下生啊,是我妈妈在大车上把我下生的。大车,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车吧!)我们东北有三个马、五个马、六个马拉的大车。我妈正在逃难哪,她把我生在大马车上了。所以我是在咣当咣当行进中的车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脑盖骨长不好。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亲在逃难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没有奶水,我就没有奶吃。那我怎么活呢,所以我过去的身体很不好。曾经有个大夫说我身体很不好,很糟糕。我说,你大概说对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汤活下来的,不是你们今天喝的白米汤。后来稍大一点,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喂我吃。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那时我们家不是有钱人家,穷得了不得。我慢慢把这个穷给你们说情楚。当时给我雇了一个奶妈,后来我长大了,也一直养着她。奶妈是花了一块银圆雇的,(来的时候)都40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拣来的,叫“双喜”,就是“双喜”烟那个“双喜”。为什么叫双喜?因为你爷爷(即张作霖)在八角台出去打仗,打了一个胜仗,你爷爷是从那里发起来的,第一次打了胜仗,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谓双喜临门,所以给我起名叫双喜。我到五六岁的时候,说话还是说不清楚的。到现在也说不大清楚,因为我舌头短,不好使。小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说话了,说不好了。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身体太坏了。

  现在说家里的事,再倒回去说。

  你爷爷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鲜去,过了鸭绿江,在朝鲜当兵。他当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张学良母亲)扔在家里。本来我外公家多少富一点,是个小地主,但我母亲也不回娘家,结果我们没有饭吃,没有床睡啊。奉天(今沈阳)都是睡土炕,我们的炕上没有炕席,就在泥巴上睡觉啊。我母亲给我看她的脚,脚后跟都结了子。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是在泥巴上睡觉睡出来的。那时我母亲没有饭吃啊,几天都吃不上饭,(于是)我舅妈就从她们家偷一点米给我们吃。所以,我爸爸后来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对你舅妈不好。我不喜欢我舅妈,(但)我舅妈死后,我舅妈的一家,都是我养着的。因为我爸爸经常说:没有你舅妈就没有你!

  爱国狂得张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

  接着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大一点的事,就是念书。

  那时我们东北,也就是东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够呛。我十五六岁时,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们那时候青年都爱国,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是一个亡国条约。因此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东三省要完蛋了,我们全中国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里怎么能舒服呢?

  那时候我身体很不好,有病还吐血了。你爷爷有个医务处长,他是个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从医院出来的,他跟我很好。他劝我说: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觉得中国弄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张票,去听听演讲。

  那时我还不懂这些玩艺儿,没这个时髦(指听演讲)。当时奉天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到那里演讲(时在1916年————编者注)。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这就打动了我的心。“中国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正为这一问题彷徨呢,我想去听听。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年轻时我冲得很。他开场说:“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有你中国就不会亡?哈哈!当时我真想站起来问他:有你?你算什么东西?

  他就慢慢地讲起来,说: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他说:“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哎,我一听,他是个好样的,说的话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给我以希望。从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来往。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

  爱人狂却学军杀人

  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来我想学医,治病救人,以洗东亚病夫之辱。我是爱国狂,也是爱人狂。那时,奉天有个南满医学校,我对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学医,你爷爷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对,也不说不让我去。你爷爷不让我去,我也没办法去呀。

  当时我念英文,也想上美国去学医。我曾跟基督教青年会的普赖德说————他当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我跟他关系很好,到现在还想他:“我的志向是学医,想去美国。”他非常赞成。我说:“那我爸爸不让我去,我怎么办,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其实,那时到美国,70美元就可买一张三等舱的船票。我想借70美元,那还算多嘛?于是他给我买了船票,我就准备逃走。

  我要偷偷逃跑了。他说:你到美国去,我给你介绍一个教会人家,你可以住在他们家里,每天给人家擦擦玻璃、扫扫地,人家会免去你的房租,你尽可去念书,人家一定会支持你。不过,那时候我虽然念了英文,可以出国,但我对物理、化学、数学都不懂。

  我学英文时认识一个人,叫陈英。这个人跟我关系很密切,是德国留学生,很能干,在奉天当过测量局局长和奉天测量学校校长。他跟我很好,是我的好朋友。在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他教英文给我。他说:你来我车上睡觉,我教你化学。我多少懂点化学、数学,都是他教给的。

  陈英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劝我:“你这个人啊,傻乎乎的,干吗要与你爸爸闹别扭?你爸爸那么喜欢你,你多伤他老人家的心啊,你要是逃走了,他会多难过啊!你为什么不顺着他呢?”我说:“他让我当军人,我不干啊!我不愿学军,不愿干那玩艺儿。”他说:“你可以顺着他说,我愿学军。他同意了。你再说,我愿到美国学军,他肯定高兴。你到了美国,愿学啥就学啥,他管得着你啦?”

  考了四个第一,当了团长

  我说:“哎呀,你说的对!这个主意好!”

  后来我明白了,我上了“贼船”。这是谁决定呢?是上帝安排的。我当了军人,不仅使东北大变化,可以说还把中国的局势大变化了,把世界局势都大变化了。我说这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什么叫基督教的历史观?基督教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是上帝安排好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你爷爷听说我要学军,感到很奇怪。就问:“怎么?你想当军人?”他不信。

  正好当时(1919年初————编者注)奉天要办讲武堂,东北讲武堂的教务长是熙恰,此人后来在伪满时当了大汉奸,那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很佩服这个人。另外,陈英曾对我说:“我跟熙恰是好朋友。你到了讲武堂后,我还可到讲武堂去教你。你也可以继续到我那去学英语。你讲武堂毕业,再跟你爸爸说,你要到美国去学军,你爸爸不是更高兴吗?”他劝我的时候,还有一样,“你身体不那么好,还吐过血,到讲武堂把身体锻炼得好一些,也好到美国去学习。”

  我说好。后来我跟你爷爷说,我愿学军。你爷爷说:“算了吧,你到那里干到一半不干了,给我丢人!我办讲武堂,头一个你给我丢人,我这讲武堂还办不办?”

  我这个人就怕人家说这个话。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这样一来,你爷爷就说了:“如果你能坚持下去,不用毕业,我就让你当卫队营营长。”

  哈哈,我真的很快做了少校营长。

  你知道为什么?并不是我的能力大,你当我是超人呀?这也是上帝安排的。

  我说:“赵营长啊,我可要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要罚你。我现在是你的团长了!”

  当时在讲武堂学习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是行伍出身,都是从军队中选来的,大字识不了几个,那么我算是一个念书分子。虽然读书不多,但要比他们读的多得多。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第三个月又考了个第一,期末还是第一。这就轰动了整个讲武堂,人家都以为我与老师有勾结,事先得到了试题。

  那时你爷爷大权在握,可以说是东北头一把交椅,讲武堂的教务长是熙恰。后来这个人当过骑兵团团长,当过吉林省参谋长,再后来在伪满州国任职,成了汉奸。他是贵族,士官学校毕业。他觉得奇怪:“这家伙怎么考得这么好?”你想,我连续考了4个第一,大家都说这些教官与我有勾结,说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一定是受到了照顾等等。

  有一天,熙恰突然走进讲堂,说要重考,并要求把桌子、座位都调动了。你坐我的,我坐你的。然后临时出了4道题。结果,这4道题,全场就我一个人把它全答出来了。

  于是熙恰当场向大家宣布说:“他不会作弊的。你们看看这些卷子,惟有他的卷子答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那时相当聪明,到现在,我读过的功课都还能背下来。而且考的4道试题中,有两个题是我没有学过的。我是学炮科的,熙恰出的是步、骑、炮、空4类题。这时大家的气才算平了。

  你爷爷当然更高兴了。果然,我还没出讲武堂,他就叫我当了营长。哈哈!所以,我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张作相啊,他真是你爷爷的忠臣。他有意提拔我,那时我年轻气盛,若是岁数大一点,就不会那样做了。那时你爷爷是东三省巡阅使,他有个卫队旅,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张作相一个人有这么多职务,还是你爷爷的总参议,就等于总办公,什么事都由他办。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是想叫我当卫队旅旅长。

  可是我还没有毕业呀,他卫队旅有什么事,有出缺啊,他就问我,让我推荐个人。参谋长出缺,我就把我的老师郭松龄推荐去了。他为了提升我,当我还在讲武堂未毕业时,就把卫队旅第二团团长调防出去。本来,卫队旅的那个团长干得很好,而我当时是卫队旅营长,才19岁。结果,调走了那位团长,我一出讲武堂,他就叫我担任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

  (问:你是讲武堂几期的?)

  我是一期的。当时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姓赵,小时候,我才几岁的时候,他常抱着我玩。有时还摸我的小鸡鸡玩。现在我是团长,他是营长,他表面上还服从我,但总逗我,我都气死了。夏天很热很热,我在操场上站着,我不走,他们当然也不敢走,都在扇扇子。我说:“赵营长啊,我可要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要罚你。我现在是你的团长了!”

  这个人第一次打仗就被打死了,可惜。好,不说这个了,再说说我当团长的事。

  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但得以全旅而退

  他们推我赶快走,说:“团长,你放心,你说到哪,我们就做到哪。你都舍得命,我们还舍不得命吗……”他们还要送我回去,我说:“别送了!”说完,撒腿就跑。

  在奉天你爷爷因政治问题跟当时的中央闹翻,与吴佩孚闹矛盾了。你爷爷推荐梁士诒当北京政府总理,吴佩孚坚决反对,发了个通电,叫《驱梁檄文通电》,战争就因此打起来了。你爷爷这个人啊,没有大略,但有雄才。我这是在批评我的爸爸。

  民国十一年,战争(即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起来了,我才22岁。那时的部队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张作相,驻防永清;第二梯队就是我,驻防信安镇;第三梯队李景林,驻防马甸。什么叫梯队?那时不称军,把军称为梯队。你那天问我,我说:军队是可以随便起名的。

  这“天意”的事就来了,我说是上帝的旨意。人家说,一件事的成败,是三分在人,七分在天,这是曾文正公说的。另外也有人说:不对,是一分在人,九分在天。我认为就是一分在人,九分在天。我第一次参加作战,雄心勃勃。我在讲武堂门门考第一,谁的话我也听不进,满不在乎。当时我是第三旅旅长,郭松龄是第八旅旅长,另外还有个姓蔡的是第四旅旅长。但我带三个旅,我是他们的梯队长。

  一开始,谁说我,我也不在乎,我自有办法。敌人来了,我想,我有三个旅,我把我的第三旅摆在这边,将第八旅摆在那边,第四旅打迂回,即绕到敌人后边,等敌人打来后,我想把敌人包围。哪知道开战之后,到处都是军队,敌人也从正面展开,我感觉奇怪。第四旅报告说,已到目的地。那么战线就变成这个样子。哈哈,这个第八旅的正面,人家也摆了个主力,是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反把我们包围了,并且把第八旅击退了。这可怎么办?我没办法了。

  这时韩麟春到前线来看我,那时我和他还不是朋友,交朋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我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当时我落泪了,他问我:“你准备怎么办?应该下决心!”我说:“我没有决心了,但我决不退却!”那时我年轻,很要强。一开始就退却,我不干。不过我还有点把握,就是曹锟把我俘虏了,他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因为他是我的三大爷。那时我给曹锟叫“三大爷”,我跟他很好,他不至于把我枪毙了。

  韩麟春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你呀,不要这样难过,你应该把你的两个团长调回来,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该怎么打。”我心里说“对呀!怎么办,我也拿不出主意呀”。商量之后,我决定把三个团整个拉回来,只摆一个团在正面,这一团不过2000人,归谁指挥?归我!因为这个团是当年我起家的那个团。

  这时我掉眼泪了。韩麟春替我当梯队长,在后头指挥,我们几个人上前面打,等于是打前锋。天还没黑,但是快到晚上了。我跑到前线,告诉那些当兵的:“我决不后退!”前线打得很激烈,我跑到战壕里,他们看出我是团长,他们早就认识我,虽然我当了梯队长,他们还是叫我团长,说:“团长,你跑到这干什么?”我告诉他们:“现在前线情况非常危急!你们团在正面担任三个团的护卫,假如你们一退,三个团就全完蛋了。所以,我今天就睡在你们这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赶快回去。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决不退却。但是,如果我们都被打死了,那也没办法。你还是赶快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

  他们推我赶快走,说:“团长,你放心,你说到哪,我们就做到哪。你都舍得命,我们还舍不得命吗?假如我们都被打死了那就没法子,只要不都被打死,我们决不退却。退却,就对不起你!”他们还要送我回去,我说:“别送了!”说完,撒腿就跑。大约跑了几百米,才跑回原来那个村庄。当我跑着往回看时,好多士兵还站着看我往回跑,可见他们对我感情之好。这样前线一鼓气,就把敌人打回去,打垮了。

  韩麟春也高兴得很。他说:“好了,没有我的事了,我回去了。”这时你爷爷给我来了电报,要求我亲译这个电报,什么内容呢,简单说就是:东路军溃败了、第一梯队退却了、张作相被打败了。就你孤军深入,就剩你自己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吧。唉,幸亏我已经撤出来了。

  那时你爷爷驻扎在军粮城,过天津一站就到。我把郭松龄找来,把军队交给他,我赶快到前线去,想把军队团结一下,再去救张作相。张作相打败了,还未退下来,我想去救他,想帮帮忙。我还想到军粮城找你爷爷,看看情况。我们毕竟是父子之情啊。

  我坐上汽车,大概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军粮城。我一到,他们就说:“唉呀!你可回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此时,你爷爷正在询问一个人,见我回来了,就说,饶了他吧。原来,此人曾对你爷爷说,我在前线落马,不是受伤,是从马上掉下来的,腿摔伤了,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被敌人俘虏去了。你看,你爷爷着急啊!当时你爷爷营中有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你爷爷就趴下给人家磕头,让人家算算我会怎么样。我听了以后很难过,说:“爸爸,你怎么了?你既然让我干这个行当,就应该豁出去。你不要难过,军队都退下来了,由老郭带回来了。奉军全部退下来的只有我这个部队。其他的部队都被打垮了。”你看,我还没被人看不起吧。

  我们军队退到山海关,直系军队追上来,我们又和他们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虽然打胜了,但敌人并没退走。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我们退至山海关,两军成对峙状态。

  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立了大功

  郭松龄说:“我不干了!”我说:“今天我还是你的长官,你若真的不干,你身上带着枪,我没带枪,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他说:“那不行,我愿意死!”我说:“那好啊,你现在就去死,到前线去死。”

  回到奉天,你爷爷就决心整军经武,要报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仇。他感到军队不好用,决定整顿。那时我快23岁了,你说我兼了多少事吧:我的本职是第三旅旅长,奉天整军时,成立了整理处,即陆军整理处,整理处的总监就是你爷爷,我除担任整理处的参谋长外,还是新成立的航空处处长。我在讲武堂还有兼职,一共兼了四个职。这还不要紧,那时你爷爷的好多事都要我去办。我每天天刚亮,就到航空处去看一看,看完了再到北大营,回来再到你爷爷处请示工作。你爷爷还没起床,我在外边坐等。儿子嘛,当然与别人不同,我坐在沙发上,告诉那些当差的,大帅起来,叫我一声。你爷爷起来后,我问:“爸爸,有没有事?”没有事我就走了。回到整理处,办完事,就吃中午饭。下午,再办办事,晚上我还要打打麻将、找找女朋友。哈哈。你说我这一天是不是真够忙乎了?那时奉天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权都在我手里。说实话,人事方面,我愿派谁就派谁,你爷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那时叫三角同盟,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曹锟贿选总统,三角同盟坚决反对。

  (问:啥叫三角同盟?)

  我慢慢给你讲。三角同盟,就是由东北奉军、段祺瑞、孙中山三方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那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就要打起来了。你爷爷这个人很厉害,奉军只有7万人,这个仗该怎么打?你爷爷说:既然上一次被人打败了,这一次还不如我上前线打。我跟三角同盟关系都很好,我一定努力打好,上海打,齐鲁也开战。大家开军事会议时,面面相觑,为什么?怕上前线回不来。当时第一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驻喜峰口;第二军团长是李景林,副军团长是张宗昌,驻朝阳;第三军团,就是我和郭松龄。

  临走那天晚上,我去见你大妈于凤至,说:我就要走了。我在那里住了一夜,说真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打仗还不知道谁死,每个人都准备着去死。我跟你大妈说,今晚不许你说一句话,不要扰乱我的军心,我只是来看看你就是了,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打完仗我回到奉天,瘦得连你爷爷都不认识我了。

  我再说山海关的情景。第三军团在这边打,打下来了。第一军团长韩麟春带着部队在九门口那边打,结果没有打进去,直军在前线有个人很厉害,也很有名,韩麟春被直军击退了。这时候,郭松龄与韩麟春闹意见了。站在山上,我看见郭带着军队上去了,因为两个人吵架,郭松龄又把军队带回来了。他说不干了。哈哈!这下可苦了我了。我打电话骂了他几句,唉,他把电话放下了。我说我可怜啊,夜间,我骑马走山路,跑了几十里路去找他。中途我看到部队,问是谁下的命令让回来?他们说是郭旅长。我说,大家立即停止,都站着,不准跑。我找他去,找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找到天亮,才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他正在睡觉。

  我说:“起来,起来,起来!”

  他说:“不,我是你的老师!”

  我说:“可我现在是你的长官!”

  他说:“我不干了!”

  我说:“今天我还是你的长官,你若真的不干,你身上带着枪,我没带枪,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

  他说:“那不行,我愿意死!”

  我说:“那好啊,你现在就去死,到前线去死,到前线帮助韩麟春打胜了,不是可以把脸面争回来吗?万一出了问题,要杀头咱们一起去,出了什么事我来承担。”

  他同意了,把军队整理整理又带回去了。敌人一看,以为我们在用计,吓坏了。

  我说这就是上帝安排的故事。哈哈,郭松龄有点野性,这个人真是可喜、可笑又可怜。他一发火,部队一下子就攻上去了。郭松龄打电话给我说:“军团长,你赶快上前线去,我们俘虏了两万多人!”当时山海关的铁路都被破坏了,没有列车,我与张作相是坐着轧道车进去的。张作相坚持把我的眼睛蒙上,说:“你别看!到处都是死人。”我看见一个士兵,死后手里还拿着枪,到处都是死尸,抛弃的枪炮到处都是。我一看,心里很难过。我是个军人,打败仗是很惨的,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我们这次打了大胜仗,缴获步枪几万枝,机关枪、大炮七八百门,所以,吴佩孚一下子就完蛋了。张宗昌、李景林也都缴了一万多枝枪。

  直奉战后无安排,激成郭松龄叛变

  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你爷爷,一个是蒋总统。你爷爷有雄才,没有大略;蒋总统没有雄才,但有大略,什么事都有安排。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

  本来,我们是事先是有盟约的,李景林、张宗昌、韩麟春和我,我们4个人都说,我们这次打仗都不许抢地盘,可是,仗打完了,李景林头一个到了天津,把人家赶跑,他自己当了天津市主席。然后杨宇霆当了江苏省主席,姜登选当了安徽省主席,张宗昌是到了山东。我说你爷爷没有大略,只有雄才。郭松龄那时就很难过,我劝他不要这样,不要计较。他说:“你是大帅的儿子,我是什么?我算倒霉,谁让我给你当部下?”我感觉他的情绪很大。看见人家都阔得很,一下都发了,他不服。看见张宗昌、李景林一下子都扩编了五六个军,一个中校参谋,一下子当了军长,郭就愤愤不平。

  我说你爷爷没有大略,我就给你们讲这一段。回到奉天我就给你爷爷上条陈,说这都是杨宇霆搞的鬼。可你爷爷就听杨宇霆的,不听我的意见,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杨宇霆。(问:杨宇霆还打仗吗?)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杨宇霆这个家伙。他外号叫小诸葛,我给你爷爷上条陈,你爷爷骂我说:你想当直隶(今河北省)总督啊?我是说让张作相当巡阅使,叫郭松龄当直隶总督。你爷爷把我大骂一顿,这样我到天津也不好办。

  过了一段时间,杨宇霆到江苏当督军,就把我调回奉天接替杨担任奉天总参议。你爷爷向来不办具体事,我当总参议,奉天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事,都归我管。那么驻关内的军队,我就都交给郭松龄了。就在这个时候,郭松龄开始在里面做文章,因为我信任郭松龄,与他从来不分你我的。他原意怎么管就怎么管,他把旅长调动了许多,那些旅长的多数,也都是我的亲信。

  不久,杨宇霆在江苏失败了,姜登选在安徽也失败了,都被陈调元缴械了。陈是孙传芳的人,那时中国那个乱啊,都分不清了。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是朋友,明天就是敌人。所以我与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敌意思想,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我跟你们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你爷爷,一个是蒋总统。你爷爷有雄才,蒋总统没有雄才,但有大略。大略你懂吗?就是大的策略。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你爷爷肚量很大,但蒋介石可是有大略,什么事都有安排。

  杨宇霆从南京失败回到奉天,又当总参议了,所以大家很感觉不平。

  我告诉你爷爷,杨宇霆管兵工厂,账目不清,可以借此把他撤了,撤了他,就可以给大家平平气。你爷爷却在电话里大骂我,要我赶快回奉天。我本来不想回去,可不回去又不行。我一离开天津,这边的问题就出来了,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回到奉天,你爷爷大骂我,说:“你把郭松龄给我调回来,叫他回来!”没办法,我给郭松龄打了电话,说:“你回奉天一趟。”这时问题出来了,他倒戈叛变了。因为他叛变,我在葫芦岛差一点投海自杀。

  现在,我再给你们讲郭松龄叛变中的笑话。

  郭松龄叛变后,把军队全带回来了,逼你爷爷下台,叫我接替你爷爷的职务。我不知这消息是不是准确,就给他打去电话。无回音,我觉得不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滦河打出的通电,还是以我总司令的名义打的,当时他是副总司令。

  我就上前线去找他,和张作相一起坐火车去的。走着走着,发现铁路也被破坏了,电线也被割断了。正好碰见前面来了火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对方说,是郭松龄派来的。我过去一看,啊,原来是我的工兵营长,叫杜维纲。我叫他上车后问:“杜维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瞧着张作相坐在我身旁,说:“我有命令。”说着,从靴子里掏出命令给我看。我一看,是我和郭松龄一起下达的命令,还说张作相叛变了,因此要把铁路都破坏了。我说:“你看,这就是张作相。”他说:“这我认得。”他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哈哈大笑说:“是郭松龄叛变了!你不用管他,现在把你的兵带上,把你的车挂在我的车后面,跟我走。你把破坏的铁路和电线,照原样给我修好。”就这样,他又跟我回去了。

  这真是个笑话,让我慢慢给你讲。因为锦州一带也被郭松龄占去了一部分,道路又被破坏了,我要和他碰头,过不去,只好改坐船。在船上,我差一点投海自杀。简单说,那是半夜,我在船上接到了一封电报,打开一看,觉得奇怪。电报上说:请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先生回奉天就职。谁在奉天?是我爸爸!让张汉卿回奉天?你说这叫我难过不难过?我是接到了团以上军官联合发出的电报,恭请我当奉天总司令兼东北总司令。我看到这个电报,差一点跳海自杀!

  学生打败老师郭松龄

  你爷爷说:“我听说你跑了,是吗?”我说:“我要是跑了,就不是你儿子!”我又问:“爸爸,我听说你要跑了。”你爷爷说:“我要跑了,就不是你爸爸!”我说:“那咋哩,我们就跟他打!”

  人走到这一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就坐着大哭。我带的几个人问我哭什么?我把电报给他们看。他们一看都笑了,说你不要哭,不要难过,我们到秦皇岛找郭松龄去。我们上岸后,派人找郭,与他联系。他回话说,要见面就到天津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到天津。我要他到秦皇岛见面,他不干。看来是非打不可了,实在没法子,我又坐船到旅顺。到了旅顺,心想:“这下算完了,这我可怎么见人?爸爸都称我为张汉卿先生,能行吗?”这时,杨宇霆还在那里,这家伙看看形势不对,怀疑我与郭松龄有勾结,连张作相都不相信我了。

  当初我任27师师长时,我的部队在锦州还有营地,营地懂吗?就是留守处,还有点炮兵,我就把他们收拾收拾。郭松龄那边的部队其实也都是我的部队,这时,有一个营倒戈了,倒了郭松龄的戈。这个人姓傅,后来大概战死了,他是营长,我对他印象很好。他带着一个营投过来了,反了郭松龄,缴了叛军的械。我得知消息,赶快过去。我告诉随从,你们别跟着,我一个人去。我带的人都站着,我一个人过去跟那位营长讲:“你不要害怕,既然你反郭松龄,倒戈过来了,你信得过我吗?”他说:“信得过。”我说:“那你跟我走!”

  我们锦州营地里还有点炮,我们都拉着,我们的军队都在往后退,连那张作相都打不过郭松龄,也往后退。营地里有五六十辆货车、炮车,都拉着,一直拉到巨流河。这时候,郭松龄打过来了,你爷爷已经准备把大帅府,就是咱们的家烧了,准备要逃走了。你爷爷和我都难过,我也不敢回奉天啊,我给你爷爷打了个电话。

  你爷爷问:“唉,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巨流河。”你爷爷说:“我听说你跑了,是吗?”我说:“我要是跑了,就不是你儿子!”我又问:“爸爸,我听说你要跑了。”你爷爷说:“我要跑了,就不是你爸爸!”我说:“那咋哩,我们就跟他打!”你爷爷说:“那好,我全力支持你!”

  你爷爷特别高兴,把奉天兵工厂里的那些破枪破炮集中起来都送上来了,还给我送来了40万现大洋。这一下我可就壮胆了。这边是山,那边也是山,我带着这个营的500多人,又收容了一些逃回来的散兵,还有张作相、韩麟春的部队,加起来就有2000到3000人。还有从奉天送来的枪、炮,都发下去了,还成立了炮兵团,这个团长现在可能在共产党那边,死没死我不知道。那时人家说是日本人帮忙,我才打败了郭松龄,那是胡扯蛋。

  我来跟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开玩笑说,说我有两个外国儿子,一个某某、一个某某。那时我们炮较多,但我的兵不会用,怎么办?有个炮兵营长,回去雇了一些日本人,所以有人说:是日本人帮忙,我才打败了郭松龄。这不对。我们有3000多步兵,又有炮,我就对那些当兵的说:“如果你们不愿意打,让郭松龄捉住我,也许他不会把我怎么样,可你们就跑不了啦。因为你们背叛了他,再回去被他捉住,非被枪毙不可。这样吧,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打,我车上有40万现大洋,分给你们回家吧。要打,我可要告诉你们,打胜了不说,打败了,我可要上山当土匪。因为我决不服郭松龄!”他们说,“那好!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绝对跟着你!”

  打败了我就去黑龙江当土匪,这是真心话。

  我们列阵就要打了,就在巨流河上。郭松龄在那边,我在这边,他是我的老师,要阻止我过河。我心想,过去我们曾在这巨流河上演习过,今天可是真打啊。我曾是你的学生,今天你可要看看,到底是你行,还是我行。我还想,郭大嫂(郭松龄的夫人)啊,我以后可不能再跟你跳舞了!

  很快我就把敌人打败了,我们都过了河,郭松龄夫妇也逃跑了。因此我们接收了一些人,他们过去也都是我的人。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次谁谁都参与了什么事,并给我提供了一份材料,我说:“你赶快把那些材料烧了,不但我不看,别的人也不能看,赶快把它烧了!”我这个人在历史上,向来是同情弱者。郭松龄起事造反时,有四个军长参与,有一个军长不干,郭就把他杀了。四个军长,过去都是我和郭松龄的部下。一个姓范,两个姓刘,其中有个叫刘伟。我还是任命刘伟做了旅长。你爷爷的参谋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大胆,怎么还让刘伟当旅长!”我说:“你在后方,不要管我前方的事。”

  说:“我愿死,只求速死!”我想来想去,家事后事,我的主张,都涌上心头。我本想把他弄到我这里,把他放了。你爷爷却要把他带到奉天,说是要他把要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问:是啊,那爷爷就应该问明白他为什么只求速死?)杨宇霆怕他把话都说出来,就把郭松龄在押送途中杀了。你爷爷就是不听我的意见,我还主张让郭松龄把我们的军队训练训练,就派人到小滦河去把郭弄回来,但是晚了一步。刘伟对郭松龄再次倒戈后,手下有十三个连长,其中有十二个我都给他们晋升职务。他们就拼命打。你爷爷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过了河。天刚亮,你爷爷让我回去,我说:“爸爸,是你让我打的!”

  自我简评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是蒋夫人劝我信上帝的,我信基督教,就是受她的影响。你们想一想,难道那些死去的人都不如我吗?

  我今年86岁了,我看见、经过的事可是太多了。我到过意大利,墨索里尼那个权威可了不得,他想得到他后来会挨枪子吗?

  再回来说我自己,我28岁、29岁时就执掌大权,人家若写我的历史,我是东三省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有个正东会,在湖北也有,广东也有,我一个人干两个,东北正东会我是主席,北平正东会我也是主席。这个时候我还兼着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我统辖的部队,虽然不到百万,但有六七十万,山东、河北、山西的军队都归我指挥。

  你想一想,我才29岁的年纪,我是一个超人吗?不是。我有那么大的能力吗?也不是。这决不是客气话,我好玩、好乐、好吃,可是呢,那些玩艺都在我的手里。那时中国三分之一的江山都在我的手里,要它变啥就变啥。所以,后来日本人非要把我干掉不可。

  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是对我,实质上是对着我们的国家。那时日本人宣传,不骂别人,专门骂我,把我骂得简直不是人了,给我造出很多的谣言,甚至造出假照片,恨透我了。那时我是东北的中心,我想把中国统一,想把国家搞富强,希望中国富强啊!

  我小时候身体很坏,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现在。吃、喝、嫖、赌,我都干过。执政后,我还要对付日本人和杨宇霆。日本人想让我当东北王,不让我和南京政府合作。你爷爷死后,日本派林权助来给你爷爷吊孝。林当过日本驻中国公使,在日本地位很高,是元老重臣,了不得。你爷爷死了,我虽然心里非常难过,但还得笑脸招待他。林天天跟我谈,想让我当日本人的傀儡。我模棱两可对付他,不给他明确答复。他不要我与南京合作,要我给日本人当傀儡,那不行。对林权助,我佩服,他也佩服我。他在日本很有名,能说会道,简直能干极了。我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的提议,我不能接受。在做好各种准备后,我突然下命令实行易帜,与南京政府分治合作。日本人也没办法。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日本把我当小孩子,想骗我,那不行。

  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

  今年我86岁了,才跟你们说这个话。

  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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