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张艺谋是个吃过苦，有过曲折经历的中国电影人。

　　张艺谋属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

　　张艺谋的父亲和他的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到了台湾，二伯父在率部队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社会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着的苦闷，使幼小的张艺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的性格。

　　儿时的张艺谋也喜欢玩，最喜欢光着身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张艺谋虽不怎么用功，可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不知从何时开始，张艺谋迷上了画画。他并没有艺术细胞的遗传，而父母也没有给他安排学画的环境，可他的画技却突飞猛进。他曾以大地、墙壁、电杆做纸，以粉笔、木棍、炭块做笔，画山水、花鸟、走兽，更多的是画人物肖像。他自认为画画全班第一，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位女生也画得不错。这女生名叫肖华，后来成为张艺谋的妻子。

　　“文革”爆发后，张艺谋和他的几个好友告别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别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队到了咸阳地区乾县一个贫穷村庄。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农民滚在一起。除了和几个知青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练字：楷书、草书、扁魏……他一有空就练。在村里，农民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张台谋。他画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农民们感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主席像”。在这里，他虽然过着一个劳动日三毛钱、连肚皮也填不饱的日子，但张艺谋却并没有白过。他饱览了奶头山的风韵、石兽群的雄姿。神秘的无字碑、静卧的无头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那时候的张艺谋，无疑就是后来《老井》中的那个孙旺泉。难怪他演孙旺泉演得那样真实。

　　张艺谋21岁(1971年)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张艺谋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上他那强健体格，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工人，却并不轻松。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视。但他并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他开始为车间墙报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3年之后，他的“一技之长”终于被厂领导发现，于是他被提拔到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没想到，搞设计又使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机，买廉价胶卷拍着玩玩，没有钱买摄影书，他就从图书馆借来抄。后来，他越拍越上瘾，便想买台照相机。可那时最普通的照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人民币一台，这对于每月只拿三张“大团结”(即30元人民币)的张艺谋来说，怎么消受得了？没办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他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连汽车也不坐。最后，还卖了血，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从此后，他背着这台“海鸥”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进自己的镜头之中……他在悄悄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张艺谋的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夏天，全国开始恢复招生，张艺谋暗暗欣喜。当年5月份，他乘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带到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场。摄影系的老师们接待了他。看着他从华山上拍来的60幅作品，老师们传了一圈，爱不释手，说从来没见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他超过规定年龄6岁，学校不能录取他。绝望之中，张艺谋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附上了他的摄影作品。黄镇爱才，亲自发了话，张艺谋这才勉强被录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欣喜若狂。

　　入学不到一个星期，学校饭厅门口就贴出了说他“走后门”入学的大字报，但20多年来的磨难，教会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而且常有自己的摄影作品散见在全国各地报刊，但学完一年之后，在放假前，校方仍以“入学手续不完备”为由，劝他下学期不要再来。多亏真正爱才的老师说好话，张艺谋又写了一份态度诚恳的保证书，他才得以在“夹缝”中熬过了后三年的大学生涯。在摄影系，张艺谋的作业几乎成了“标新立异”的象征。当时在电影学院任艺术课老师的郑国思说：“张艺谋的东西是动感情又动脑筋的。”学校对他的冷遇，促使张艺谋越加勤奋。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他相信“自己总会有一天也会成为气候”。(中华读书报节选自李尔葳《直面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