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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图文特稿:张建启——情系中国航天半生缘

2003年01月01日 14:10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梁生树 摄


  作者:江雪

  2002年12月30日凌晨零时4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随着一声“点火”令下,霎那间,大漠深处惊雷滚,一道电光裂长空,乳白色的长征二号F大推力火箭托举着“神舟”四号飞船拔地而起,飞向茫茫太空。

  此刻,距发射架千余米远的测试发射指挥大厅内,一位眉头紧锁、神情肃穆的专家,正紧盯显示屏幕上那一闪而过的串串测量数据,他的心仿佛附在了船箭组合体上。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一级分离”、“二级分离”、“抛整流罩”……

  10分钟后,“远望”一号测量船从遥远的海域传来了“飞船准确入轨”的报告。

  “发射成功啦!”顿时,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那位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专家,终于舒展眉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兴奋地与身旁的参试人员一一击掌欢呼,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位惹人注目的专家,就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神舟”四号飞船发射场指挥长张建启。

  寒门骄子思报国

  位于鲁西南的荷泽市曹县,是山东最穷的地方。那里偏僻落后,民风淳朴。农历1946年2月22日,一个眉宇俊朗的男婴降生在此,给贫困中的张氏夫妇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希望。

  果然,这个名叫建启的孩子一启蒙上学就天资过人,几乎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名。当时家里穷,他也不讲究吃穿,衣服破了自己缝补,头发长了,就和同学互相理,剪得跟狗啃得似的。等考上荷泽一中时,离家有七八十里路,每次放学回家,他得走整整一晚,带点干粮和咸菜,第二天再走回学校。那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吃不饱,睡不好,长得像棵“豆芽菜”,却始终发奋苦读,胸怀远大抱负。

  记得一次上物理课时,老师讲到内燃机的效率只有10%,张建启不服气地说:“我将来偏要把它的效率提高到20%至30%。”

  1964年,张建启高中毕业时,正值蒋介石反攻大陆,校长对他说:“你报军校吧,第一个志愿不许自己填。”他想,自己是靠国家奖学金才上完中学的,能参军还有啥说的,任祖国挑选吧。

  荷泽一中的教学质量是当时山东省最好的,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学校当年只有2人录取军校。那天,他提留着个小网兜,穿了件破背心,和另一位同学按通知要求到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报到,负责人见了焦急地说:“就差你们两人了,明天坐火车到哈尔滨。”他这才明白自己被录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人家问他:“吃饭了没有?”

  “没有。”

  “吃馒头,还是吃米饭?”

  “吃啥都行。”

  结果,招待所给他们炒了四个菜,有鱼有肉,有米饭馒头。长这么大,他还头一次吃到这么香喷喷的食物,感觉比过年还高兴。

  哈军工是解放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高等学府,能进这所学校的都是些根正苗红、品学兼优的拔尖人才。张建启深知机会难得,他一头钻进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拼命苦学。

  一晃五年过去了,张建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意外的是,一场分配“官司”却导致学核物理的他分到了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专业不对口,要从事完全陌生的卫星、导弹发射试验工作,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

  张建启不怕一切从头始,他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男儿报国终有时。

  发射场上显身手

  在戈壁滩刚工作了半年,正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组建,急需高科技人才。

  于是,张建启又随一纸调令进了位于大山沟的西昌。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独立自主设计的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它曾以首次发射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实验通信卫星、国际商务卫星等而蜚声世界,为世界十大航天发射场之一。

  当年,张建启随数千名创业者开进大凉山腹地那条神秘的峡谷时,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勘察发射场地形时,他和同事们住在干打垒里,喝山沟里的脏水,生活异常艰苦。为此,他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期间,他参加了组建卫星发射中心的方案设计、设备选性和调研谈判,尽管那是一项全新的艰巨任务,他却凭智慧和勤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显示出不凡的才智。

  为了建造试验指挥大楼,他曾在外地考察调研了半年,精心画图纸,反复研究,画出的试验指挥大楼设计图与设计所的平面图几乎不分上下。那时,他才20多岁。

  当时的活动地板在国内还没有,他看了中国人民银行从法国进口的20多平方米的活动地板,心想,要选就选这样的,二十年都不落后。回去后一汇报,中心一片反对声,但中心主任张敏却赞成说:“这是个大胆的方案,就这么干!”即使现在来看,西昌当时定的那个标准,仍然是很高的。

  发射第一发通信卫星时,决定谁上调度指挥,当时争论不休。因为调度员不是广播员,无数信息要判断处理,要求心理素质好,反应敏捷,决策果断。时任中心主任王世成说:“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上。”几番斟酌,最终大家一致认为中心调度指挥非张建启莫属。

  发射前组织设备校飞时,不幸出现了轰炸机撞山,光测操作手们误以为是技术考核,于是跟踪追击,一个劲地猛拍。可张建启一看屏幕,顿觉飞行状态异常,判断出了事故,当即下达一连串命令:“马上向当地县委报告,组织民兵封锁现场,保护现场......”后来又发现有两人跳伞,他即刻发令:“想尽一切办法赶快营救跳伞人员!”

  事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负责人在指挥大厅对工作人员说道:“把录音机再放一遍,让我再听听调度。”

  “这是一位难得的指挥人才啊!”尽管这位负责人心情沉重,还是忍不住感叹道。从此,张建启备受关注和器重。

  选拔中国航天员

  早在70年代初,张建启就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那是1972年,国家打算发射飞船,但因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太弱,这一计划最终搁浅。

  事隔近30年,指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的张建启,碰见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张局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选拔的预备航天员之一),还一本正经地说:“我当时组建航天发射场,是预备送你上天的呢!”两人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

  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1995年,中国着手选拔航天员和教练员。张建启时任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部长,担任了航天员选拔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决定从空军歼击机、强击机两种机型的飞行员中首先选拔出2名教练员,要求既具有自然科学本科学历,又具有飞行专业本科学历。经过严格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0人,又经反复研究比较,从10人中优选出2人担任航天员教练员,并迅速送往俄罗斯培训。

  接着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我国第一代航天员,根据条件,他们组织从空军中大量选人,并聘请国内著名医学专家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了12名作为中国预备航天员,集中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受训练。

  历时两年,航天员终于选拔完毕,就在当天下午,上级领导找张建启谈话,让他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担任副主任,主管载人航天发射试验。

  1997年,他再次奔赴大漠,走马上任。为适应新的任务形势,他刻苦钻研载人航天发射场技术,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几年内,张建启看的书籍和资料可用卡车拉,做了数百万字的学习笔记,为组织指挥“神舟”号飞船发射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99年,他率团到俄罗斯航天发射场考察,在参观发射中心展览馆时,中心陪同人员指着一幅大图片对张建启说:“我们俄罗斯的飞船已将30多个国家150人送上太空,但没有你们中国的。”也许对方是无意的,但张建启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们将来要亲手把自己的航天员送上太空!”

  积极备战迎“神舟”

  为完成好载人航天任务,发射中心于九十年代中期推出了“184”人才工程规划,即到20世纪末,力争培养出10名左右的技术专家,8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400名专业技术骨干。张建启坚持改革创新,采取“试训结合”模式,积极推进科技练兵活动。他要求试验一线部队不惜代价组织科技人员下厂学习,跟踪长二捆火箭研制全过程,归队后严格考核。任务中,不断给年轻同志出课题,压担子,使他们在实践中磨砺成才。此外,他还力主采取出国考察、学术交流等多种培训形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经过几年努力,发射中心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1998年,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首次合练前,要对转轨车进行载重试验。因运载火箭和飞船的活动发射车重700多吨,而转轨车较单薄,能否承载起这一重量,大家心里没底。万一贸然开上轨道,出现意外报废了损失就大了,故需做载重试验。

  张建启决定用钢轨压在转轨车上分阶段做试验,测试载重量。第一次压了200吨,接着是300、400、500吨,转轨车尚能承受。这时,钢轨已堆得老高,若组织不好,极可能发生危险:砸伤人或压坏设备,试验有很大难度。是否继续做下去,技术人员犹豫不决。

  “继续上,做到600吨。”张建启果断下令。

  通过测试转轨车变形程度,他得出肯定结论:转轨车可以承载700吨重的载重量。

  新测控站吊装遥测设备天线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租了一辆从国外进口的50吨吊车。当时吊高38米,天线重13吨,吊车一次吊起来,到了极限位置,司机高度紧张,吓得面色苍白,不敢动弹。张建启在现场指挥,连连鼓劲,使得吊装一次成功。事后,吊车司机说,下次再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了,给多少钱都不干,都吓出心脏病来了。在场人员均领教了他的魄力和胆量。

  张建启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中晚都要观察天气。他说,抓试验就象打仗,得掌握天气变化规律。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第一次合练确定船箭是否转运的前一天,戈壁滩突然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此前,张建启一连几天都问气象工作人员,明天天气是否好转,但当时气象部门不敢预报,每次都只说大气情况。此时,他根据观察天象,认为乌云过后,第二天肯定是晴天。夜晚,他又起床到户外,看到繁星满天,更加胸有成竹,于是下决心进行垂直转运,第二天果然风和日丽。

  转运时,火箭有60多米高,飞船已加注,而火箭未加注,中间是空的,上面重下面轻,做风中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为了积累数据,必须做到极限。转运风速从每秒4米、8米,升到每秒10米,越来越高,设计师吓得不敢做了,张建启仍主张做到最大极限,一次升到每秒14米,转运取得成功,同时测出了火箭受力的极限值。

  在两次飞船发射试验中,他组织技术人员共查找出各类问题300余个,一一制定措施和预案。组织对几百个船箭火工品逐个反复检查、登记,确保不使火工品出现差错。对所有可能影响产品安全的部位,如供配电系统8000多个供电插座,进行了3次检查,及时更换了不合格的电源插座。

  决战决胜建奇功

  1998年,中心执行飞船零高度逃逸试验。这是一项研制阶段试验,但至关重要,只有成功了才能决定1999年能否执行发射任务。

  当时主抓试验的张建启心中毫无把握,可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问他有没有信心时,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保证完成任务。”当晚,他独自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给聂帅敬了个庄严的军礼,心里默默祈祷了一番,然后全身心投入发射试验。

  “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发射前,技术人员发现整流罩有一火工品不合格,试验队写了两次归零报告,张建启都认为不合格,下令彻底查清原因。因火箭结构复杂,卸出爆炸螺栓里的火药须小心谨慎,弄不好,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根据要求,技术人员一点点地卸出了火药,终于查清火工品出现故障的原因是封火药时封进了潮气。这个火工品零件是1997年8月生产的,当时天气潮湿,影响了产品装备质量。为确保质量,他决定将飞船上当时生产的两批30多个产品全部拆下来,换上了1998年3月间天气干燥时生产的产品。结果,逃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神舟”二号飞船加电测试时,突然出现“船箭分离”误信号,好几天未查明原因。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船箭分离”信号,这就意味着火箭未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即开始入轨后的动作,将会造成整个发射任务失败。

  第二天清早,身为“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副指挥长的张建启立即召开指挥所会议,研究决策下一步行动计划。

  “问题必须彻底归零,飞船故障不排除,决不能转场加注。”他的话掷地有声。

  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发射场召集各路技术专家进一步做故障复现试验,排除了地面设备电缆的嫌疑,又排除了数管计算机的可能性,最后,终于查清了故障原因。原来是由于分离开关设计不合理,加上开关根部镀铝包扎工艺有缺馅,造成镀铝薄膜很容易碰上分离开关上裸露的接线片电极,导致接线片之间的临界短路。于是,技术人员对分离开关进行了重新包扎处理,恢复状态后,重新作整船供电检查,一切正常。一起重大隐患就这样被解除了。

  2001年1月10日,当“神舟”二号飞船顺利升空后,载人航天航天工程总师王永志握住张建启的双手,高兴地称赞道:“你们这次又立了大功啊!”

  2001年10月中旬,“神舟”三号飞船三舱对接后,技术人员进行测试时,意外发现穿舱插座有一个接点信号不通。

  “这可不能大意!”张建启听完报告,撂下电话便急匆匆叫上发射场总设计师赶到事故现场。

  “怎么回事?”

  “插头插座分别做导通是好的,但连接起来,这一个点就不通了。”飞船系统发射场指挥长袁家军解释道。

  “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在还未查清。”

  “一个插头不通,其它插头有没有问题?”

  接着测试,果然发现其它型号的插座也有不导通问题。

  “继续查,多少个插头,多少个点不通,一个都不能漏!”张建启下令。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检测结果发现数十个插座全有问题。是元器件失效,还是产品设计本身有问题?

  “你们打算怎么办?”张建启问。

  “飞船测试可以继续进行。船上所有插座接点都是双备份的,一般不会影响发射成败。”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回答。

  “发射‘神舟’四号、‘神舟’五号,这些元器件换不换?”

  “要更换。”

  “按载人飞船要求,这次就必须更换全部不合格插座。”为了确保“神舟”三号飞船与载人时的技术状态完全一致,张建启果断提出意见。

  有关工作组深入元器件生产厂家一调查,果然查出元器件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于是,所有不合格插头重新设计、评审和生产,“神舟”三号发射时间被迫推迟了三个月。

  在更换数十个插座中,张建启要求二岗技术人员进行质量督把关,对需更换的插座一一进行编号,2000多个焊点,每个都做到严格记录,双方技术人员密切配合,所有操作没有发生丝毫闪失,确保了“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淡泊名利写忠诚

  几十年的航天发射生涯中,张建启倾心事业,淡泊名利。许多次大型试验任务发射成功后,上级要给他记功,他都执意推辞,说道:“要给就给我的部属吧,当领导的不能盯着名和利。”

  以往,每次发射后,如何处理废气是个“老大难”问题,各个发射场都没有一个安全有效的处理办法。有的为此损失了数百万元。

  张建启在某国发射场考察时,发现对方用于处理废气的设备很先进,当中方问及设备制造原理时,对方拒绝回答,只提出可购买他们的设备。一开始,对方提出八万美元卖一个炉灶,当中方和他们正式谈判时,对方却提到十二万,然后不断加价,最后竟将价格提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

  回国后,张建启苦思冥想,自行设计出了一张废气处理设备构图,交给发射中心几名技术干部配合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进行研制。技术人员先设计出一个小型炉灶做试验,效果不错。后来,又按要求造了一个大的炉灶,仅花费一百八十万人民币。设备研制成功后,处理废气用煤油进行燃烧,既安全彻底,又不造成任何污染,大大节省了资金。

  在将此项成果申报科技成果一等奖时,有关人员提出在科研成果书上署上张建启的名字时,他坚决不让,说道:“挂那个名干什么,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太空才是我的追求。”

  目前,张建启和他领导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精心备战“神舟”五号飞船发射任务。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为中国航天史创造了九项第一的辉煌,张建启没有满足,他希望延续辉煌,并铸造新的辉煌——从这里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

  张建启深信,这一天已不再遥远。

  张建启轶事

  “高材生”得了“心脏病”

  1970年,张建启从哈军工核物理系毕业了。作为优秀生,他可以自行挑选分配单位。他想,自己是学核物理的,就到海军去干核潜艇吧。可当时海军接学员的干部带了13个名额,要的全是海军大院的子弟,而哈军工并未计划将这些学生分配海军。于是,招生人员就提出要对学员进行体检。结果,一体检,分配的30多名学员全查出有心脏病。这下子把人搞懵了,学校领导感到十分惊异:“我校成立十多年,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心脏病啊?!”于是组织专家班子进行复查,结果证明没有一个学员患有心脏病。于是,张建启等人就留校陪着打官司。后来官司打赢了,海军方面不得已同意接收这批学员,但学校很生气,说这些学生一个不给海军。

  于是,一个电话,学核物理的张建启就分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改行从事卫星、导弹发射试验工作。

  一生只哭这一次

  张建启与妻子多年两地分居,爱人为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当时,俩人的工资都很低,为了生活,妻子带着婆婆经常到铁路边捡煤块回家,生炉子做饭取暖。他的父亲生病、住院到去世,全由妻子一手料理。老人下葬时,按山东农村的习惯,要扛番摔盆子。张建启是独子,因执行任务脱不开身未赶回家,堂兄弟们为了家产都争着要摔盆,见此情形,他的妻子说道:“都不要你们扛,我自己摔。”得知此事后,张建启难过地哭了,他说,一生我就哭了这么一次,为父亲,也为妻子,她跟我吃了太多的苦。


 
编辑:余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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