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上演小客车5小时抢购风潮

　　12月15日晚7时,天津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必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从宣布限购政策到实施,只有5小时的时间。

　　当夜,通往天津几大主要汽车贸易市场的马路都出现了拥堵,可以选号的“网上车管所”因为点击量过大也造成了无法登录。

　　不少4S店打出了“今日限号连夜营业”的招牌。到夜间23时以后,一家4S店由于开票太多,打印机出现了故障。

　　“像遭遇了突然袭击!”不少市民抱怨,不设缓冲期是懒政思维作祟。

　　但也有观点认为,就像银行调整利率一样,类似政策最理想的办法是“不设缓冲期”。

　　质疑:为何没有征询市民意见

　　网友“滨海100-难得”在腾讯微博上质疑:天津限号,晚上宣布第二天就实施,有没有征询市民意见?游戏刷怪升级还有个标准和时限呢,你当大家是电脑硬件,换个板子就完事了?　

　　发出类似质疑声音的,还有行政法学界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关涉民众重大利益的决策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非常不妥,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听取群众意见才是合法合理的做法。

　　中国政法大学另一位教授王敬波持同样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特别强调公众参与。我不赞成政府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政策发布搞突然袭击都与公众日益高涨的参与需求形成了对抗。”　

　　王敬波认为,政府需要尽量维持必要措施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平衡。解决之策就在于“应有一个政策酝酿过程的适度公开”。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天津在出台小客车限购政策前曾透过风。

　　今年8月6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发布美丽天津建设纲要,其中提到,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趋势,将适时考虑采取限购、限行等办法。12月6日,国内多地被雾霾笼罩。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在央视《中国政策论坛》节目中表示,天津机动车保有量上升速度很快,市政府准备出台政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

　　这些算不算“适度公开”呢?在王敬波看来做得还不到位。“应给公众提供一个相对正式的讨论平台。”王敬波认为,最好是政府不要出面,而是由民间组织发起讨论,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公众发表意见。通过这一过程,政府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对政策出台可能引发的问题有所预见,由此产生的决策的科学性也能得到一定保证。

　　支持:不设缓冲期利大于弊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小客车限购政策,就像银行调整利率一样,最理想的办法是“不设缓冲期”。持此观点的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

　　据他介绍,是否应该给这类规定设置一个缓冲期,北京是做过专门论证的。他当初就参与了北京汽车限购令的相关论证。杨伟东认为,有鉴于此类规定会对市场、社会秩序带来强烈波动,从宣布的时间节点开始对所有人实施,便是最公平的。否则将会在缓冲期内引起抢购、囤积等大量伤害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甚至导致危机的行为,这与限购政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结果是弊大于利。

　　“更何况缓冲期设置多长才算合理?一年还是一个月?这也是个问题。”杨伟东说。

　　争辩:限购是否属于设定行政许可

　　在限购是否属于新设许可性质的问题上,业界尚无定论。但专家们均表示,不应由省级政府规章来规定。“限购小客车,限制的是公民的市场交易自由权。这是一项重大权利,原则上应该由人大而非政府作出。”王敬波说。

　　杨伟东也表示,目前来看,限购有日益演变成常规性管制措施的趋势,应当由更高层级的法律来规制。

　　刘莘则认为,限购政策的出台可以参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担忧:跟风限购会波及更多城市

　　从已有的媒体报道可以获悉,北京、上海、广州、贵州、天津已有限购令,而不少二线城市也开始酝酿汽车限购政策。深圳、杭州、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城市均存在实施限购的可能性。

　　杨伟东提醒,要警惕跟风效仿。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治理措施应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要单单从管理而非治理的角度去寻求解决之策。此外,还需在全国的层面上通盘考虑,而非“各治各的”,也不能“头痛医头”。

　　网友顾华在腾讯微博上的质疑更直接:天津限号,公共交通系统能满足百姓需求吗?地铁比北京多吗?公交比北京便宜吗?总结起来一句话,没有北京的命,却得了北京的病。（记者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