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压城谁之过？ 汽车为“三桶油”背黑锅

　　长期以来，人们对不良企业非法排污导致的河流、土地污染和癌症村已经麻木了，因为它们似乎离我们很远。但雾霾面前则是人人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追问：如此频发的大范围雾霾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中科院“自摆乌龙”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人牵头的课题组和院级行政部门哪个更权威？汽车业界质疑的是，在雾霾成因及其构成仍未得出一致结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对机动车进行限购限行，是不是急了点？

　　在今日中国，当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奢望时，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就成为必然。如果说，2011年北京开始实施的汽车限购政策是效仿上海，主要是为了治堵，那么，2013年12月天津突然发布汽车限购令，惊慌失措的市民只有5个小时抢购一个汽车牌号时，其决策压力恐怕更多的来自治霾。在三中全会首次将治污列入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目标之后，作为东部地区最严重的雾霾城市之一的天津自然不敢懈怠，因为它很可能面临着比GDP增速更为严厉的政绩考核。

　　然而，汽车真的是雾霾及PM2.5的元凶么？近日，同样是来自中科院的声音，有关汽车尾气对北京地区PM2.5的贡献率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张仁健牵头的课题组认为不足4%（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中科院官方紧急新闻说明会则指这一数据被“严重低估”，根据之前中科院其他课题组和北京市多家机构的监测结果，比较一致的数据应该在20%～30%。

　　中科院“自摆乌龙”究竟是怎么回事？个人牵头的课题组和院级行政部门哪个更权威？汽车业界质疑的是，在雾霾成因及其构成仍未得出一致结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对机动车进行限购限行，是不是急了点？如果若干年后雾霾照旧呢？当然，由于“国情特殊”，汽车产业横遭打击，消费者权益被无情剥夺，都可以无人担责，只是数据可以造假，雾霾却不会给那些“懒政”官员们面子。

　　雾霾成因“水深”谁该承担责任？

　　根据记者掌握的各种公开信息和非公开的业界议论，搞清楚雾霾成因及其构成，是一个“水很深”的敏感问题。

　　其一，PM2.5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并被纳入监测范围是在2012年，众所周知“始作俑者”是美国驻华使馆，之后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密集关注。耐人寻味的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接受北京交通台采访时说：“将PM2.5纳入监测范围，此次民间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杜少中是少见的深受媒体喜爱的政府官员，只因为他敢对公众讲实话，因为他深知环保“事大”，关系普通百姓的生命健康。杜少中的这番话究竟透露了什么信息？PM2.5为什么迟迟不能纳入监测范围？难道它又是一个公众无知情权的“国家机密”？

　　其二，就北京地区而言，目前发布PM2.5监测数据的除了中科院多个课题组外，还有北京市环保局和北京市环科所。对此杜少中对媒体公开承认，“我们现在是自己监测，自己公布，人家以为你作假。我觉得监测机构应该是第三方，只负责监测和公布，环保局也要买你的数据。国外监测机构都是社会机构。监测部门领导的乌纱帽和经费不是来自政府，监测部门只管设备和技术，没有主观造假的动机，公布的数据自然就客观，公众也就不用质疑环保部门。”杜少中的这番话实际上道出了为什么公众宁可相信非专业的美国驻华使馆公布的信息更真实、更准确。

　　其三，雾霾在2013年集中爆发，地方政府将板子打在汽车上，恐怕不仅仅是“懒政”，在其背后或有更多可以挖掘的东西。长期以来，人们对不良企业非法排污导致的河流、土地污染和癌症村已经麻木了，因为它们似乎离我们很远，其直接受害者是当地可怜的农民，但雾霾面前则是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官员在内，每一个人都会追问：如此频发的大范围雾霾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既然雾霾的来源构成已大致划定，那么，除了汽车的贡献率，还有燃煤、工业排放等重要来源，它们都可追溯到各个省份的大小项目，其当初的可行性调研、环评报告和企业的实际环保投入能否经得起倒查？

　　从目前雾霾的严重后果来看，环保部门在信息披露和工业项目的环保把关方面肯定负有责任。不过，在中国的行政权力架构中，从中央到地方的环保部门份量几何，相信人们都心知肚明：它必须服从大局，它必须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你敢说不？官儿还想不想做了？以雾霾污染最为严重的河北省为例，它的大气环境能否支撑接近全国1/3的钢铁产能？而这，恐怕根本不在该省各级政府的考虑之列，结果就是今天大家都生活在呛人的雾霾之中。

　　汽车为“三桶油”背黑锅

　　与雾霾的另外二个来源——燃煤和工业排放相比，汽车毫无置疑是在为国内低标准的油品背黑锅。从行业角度，汽车企业的环保标准都是最高的，无论合资车企还是自主品牌。

　　有关国内的油品质量，“三桶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一，中国的油品标准低，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因为它就是“三桶油”制定的，就像中国的奶业标准是由几大奶企制定的一样。其二，国外汽车保有量数百万辆的大城市比比皆是，没有哪个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严重的尾气排放。中国作为一个汽车后发国家，拿西方过去的汽车污染说事不成立，现在的科技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其三，中国的汽车消费者支付着世界最昂贵的油价，忍受着由高油价、高速公路收费导致的高物价，却呼吸着世界污染最严重的空气，而“三桶油”坐拥国家资源，所获暴利却转化为行业和企业高福利。

　　数年之前，记者就油品升级问题采访某垄断油企，得到的答复是：“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问题只是改造炼油设备该由谁来投资。油企没有定价权，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如此巨大的成本？”当时记者并未天真到用资源归属和国企社会责任来反驳对方，但数年之后的今天，随着石油行业腐败案的不断曝光，我们应该深究的是：国家主管部门是否应该为监管失职承担责任？

　　好在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已经公开承认，国内低标准的油品对日益严重的雾霾有直接贡献，并承诺进行油品升级。

　　前不久，中美双方签署协议，美方将帮助中国提高汽车排放标准。根据该协议，美方将向中方提供汽车尾气过滤技术，目标是到2017年底，在中国实施国五标准过渡期结束之前，向中方提供国六标准技术。

　　此外还有不能回避的是：在北京雾霾的构成中，外地输送所占比重很高，其构成除了周边地区燃煤和工艺污染源之外，主要是大量的过境商用车排放，一辆百吨重卡的排放相当于80～100辆小轿车。问题在于，在全国范围，商用车的排放标准都存在着执行不严的情况，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治理水平，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排放更低的农用车。这些都是比城市汽车限购和限行更具挑战的问题。（武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