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城市仍未出台地方公车改革初步方案(2)

　　时间行至2014年底，在各界瞩目下，公车改革更显“时间紧、任务重”。然而从本刊记者调研的几个地区看，普遍暴露的一些焦点问题，各地车改进展参差不齐。

　　首先是公车改革进度不一，不及群众预期。目前，江西、安徽、内蒙古等地数十个城市的公车改革进度差距明显，多数城市仍未出台地方公车改革的初步方案。像新余市那样，已经对公车实行公开拍卖的仍是少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目前许多城市的市民都对竞拍公车跃跃欲试：“公车质量有保障，价格有优势，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多番打听车改进展，还是听不到有什么动静，就怕这些公车已经被内部人抢先低价买走了。”

　　公车改革是对部分人利益的调整，本身缺乏内部动力。没有切实约束的时间表，地方车改进度不一，导致多数城市之间对车改保持观望情绪，反倒让一些车改先行区有压力。有车改试点城市领导对本刊记者坦言，公车改革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会听到各方面不同的声音。“有的地方对我们的车改力度不理解，甚至非议，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除了车改进度不一，在率先车改城市，“以车补代替公车”的具体制度安排也遭遇众口难调的处境。“车补”怎么发，直接关系到车改能否得到多数人拥护、保障车改落实到位。

　　本刊记者发现，不少车改城市规定，车补标准按级别区分，但部分公务人员对此有意见。铜陵市多位基层干部反映，当地车补标准差距较大，如副处级几乎是正科级的一倍。但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基层公务员往往用车多、补贴少，在车改后，不少基层公务员甚至需要自行填补“缺口”。此外，自2009年启动了公车改革后，铜陵市车补标准已经五年没有调整，随着油价、购车养护成本逐步上升，车补也该“往上调一调”。

　　内蒙古自治区有19个边境旗市，这些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基层干部出行的成本支出很大。以乌拉特中旗为例，该旗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4.5万人。一位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农牧部门同志每年下基层的频率高、时间长，且这些地区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生活成本也很高。但公车改革后的车补标准按照人均计算，均摊到个人身上肯定不够，“一旦用车支出超出用车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部下乡的积极性”。

　　车改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必须提前预判。铜陵市反映，取消公车改革代之以发放私家车车补，可能造成私家车激增而产生连锁反应。以铜陵为例，由于车补数额与是否购买私家车挂钩，该市车改后，公务员私家车购买数量激增。“现在不光上班停车是个大问题，市区的拥堵也越来越厉害。”吴延功说。

　　公车改革后，新余市也出现一股公务员购车热，致使汽车销量大大增加。据统计，今年1～6月，新余市新增汽车6878辆，日均新增38辆，同比增长45.4%，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8.9个百分点，创多年来新高。

　　督促车改进度完善车补分配

　　针对上述现象，多个受访地区呼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希望国家一方面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并及时对各地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改革探索加快推广，“不让改革者成众矢之的”。

　　更为重要的是，公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因需制宜分配车补，凝聚改革动力。特别是应确保公车补贴专款专用。“基层公务员公务繁忙、待遇偏低，这是一个事实，应有合理的工资、绩效奖金、服务评价机制去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公车补贴，该在什么地方提高、就在什么地方提高，要避免一些地方借车改改变干部待遇，变成一笔‘糊涂账’。”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说。

　　针对社会舆论担心的公车改革后可能出现的“既拿补贴、又用公车”，或是“外借公车”问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提出，公车改革要接受社会监督，补贴金额、补贴对象等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同时，公务用车的规范情况要纳入建设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中，一旦发现违规现象，从严处理，并向社会公示。

　　对于车补标准的制度安排，林双林建议，地方车补金额的“参考值”，不宜单一地以行政级别、工资基数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不同公务员本身岗位的公务出勤频率、次数，长短途公务或差旅的差别，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度等。

　　多地基层干部认为，公车改革应该考虑到城市地区与地域偏远地区的不同情况，部分农村地区、边境旗县地区行政管辖区域大、人口居住分散，公车补贴应该对这些地区有更大幅度的倾斜或照顾。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乌拉特中旗的巴音乌兰苏木面积6718平方公里，总人口7490人，平均行政服务半径5公里，最大达20公里以上，每年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很高，日常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基层干部呼吁，在这样的地区制定政策时突出差异性，可以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加强偏远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群众服务的积极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方问禹马姝瑞郭强刘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