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曾预言，“我们将进入的是一个群氓的时代。群氓的精神没有领袖，却更容易轻信；没有信仰，却更容易被煽动。”

　　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宝马。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豪华车品牌都已进入中国，各自展开的品牌塑造行动大同小异，但只有宝马的路走得最惊心动魄。客观地说，宝马品牌形象的异化是多重原因的结果，也折射着这个复杂社会的楞楞角角，有些未必是宝马本身市场行为所致，但宝马不得不为此照单全收。

　　从五年之前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以及不断见诸报端的屡次“宝马撞人事件”，宝马车主属于暴发户阶层、为富不仁的形象在一次次事件中不断强化。时至今日，随着广东声言不会采购宝马作为政府用车，对宝马形象的质疑已从民间升至官方，宝马已经无法再回避了。

　　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谁陷害了宝马？像前面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个浮华奢靡的年代，相对奥迪的官车形象、奔驰的低调派、英菲尼迪和讴歌相对较弱的知名度，没有什么车比宝马更适合让欲望膨胀的新贵阶层(有人称为“暴发户”)显摆，宝马注重驾驶、年轻活力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这部分满怀激情打拼的“生意人”相吻合。

　　新闻媒体的惯性操作也是个重要项。在国人对汽车文化和汽车品牌并不熟悉的若干年前，好车的代名词——宝马的撞人事件是非常能抓人眼球的新闻点。新闻学说，新闻难免要受到编辑和记者意识的左右，有了第一个宝马撞人事件，第二个、第三个就会习惯性地被挖掘出来。

　　宝马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营销策略的失误。花了不菲的价格赞助《天下无贼》，却换来一句最经典的嘲笑：“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与某剧组谈判失败即换来了影片中“别摸我”的恶搞。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后，进入“程式化”的宝马凡事就很难做的对了。那个被宝马视为名牌公益项目的“宝马文化之旅”，每年以车队形式沿途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捐赠和保护，本来是件好事，但今年的汶川灾区行如果被人贴上“开宝马车招摇过市”的标签，可能会百口莫辩。

　　放远来看，宝马事件也是整个群氓时代的缩影。网络写手“赫连勃勃大王”在其上周发布的新书中已经把问题说明了，当下中国人应小心“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以免被这“七宗罪”消磨我们原本强大的心，此可视为对中国正不断涌现的新贵阶层的警醒。

　　宝马有句广告语，“有容，闹市亦静室；有容，乃悦”，意境深远。其实，开了宝马又怎样，像叔本华说的，人内心的富贵、幸福和平稳才是最关键的，外界的一切都不重要。（关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