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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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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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方篇

千古羌寨又逢春

作者周方 熊艳

从成都出发沿九环公路(成都至九寨沟)行驶约4小时,攀上海拔2000多米的山腰,眼前豁然开朗,50多户错落有致的石垒民居和古老的碉楼相互依傍,房顶上锃亮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仿佛正娓娓诉说着古老羌寨的变化。

这里是全国羌族人口最多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三龙乡一个普通的村寨。走进一家民居,迎出门来的是身着民族服装的杨松英,这位50多岁的羌寨妇女是第七、八、九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杨松英住的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祖居,但家中的陈设早已变了样:灶台上贴着雪白的瓷砖;乌黑、笨重的厨具被轻巧方便的电饭煲、电炒锅取而代之;家中还新添了25英寸的长虹彩电。

“羌”,意为“牧羊人”。羌族是长期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远古民族的“活化石”。后因战乱,一部分羌族迁徙到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缘岷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中。到解放前夕,羌族全部人口已不足4万。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羌族史专家周锡银说,解放前,羌族地区占总户数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43%,对贫雇农的剥削率高达50%到70%。在封建地主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羌族地区生产落后,经济衰败,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羌族农民“非有宾客,油盐亦不能率用,更非大故不割肉吃”。有的村寨因贫病全家全寨死光,致使人口锐减,整个民族濒临灭绝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后,沉寂多年的羌寨焕发出勃勃生机。几十年从事羌族历史研究的李绍明说,羌族和全国其它少数民族一样享受着国家优越的民族政策。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仅1990至1998年,茂县就使用各类扶贫资金近6千万元。羌族能从濒临消失的边缘发展到今天的近20万人口,获得新生,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与成功。

如今,靠种水果和蔬菜,杨松英所在的河心坝村每户年收入近万元,人均占有粮食近500公斤。乡亲们吃“百宝饭”(观音土),穿“千家衣”(千疤万补的衣服),住山岩洞,盖“金丝被”(破棉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茂县县长马福寿告诉记者,与河心坝村一样,全县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粮食产量已从1949年的10004吨增加到现在的33563吨,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006元。曾经连一般铁质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都仰仗汉区供应的羌区如今已涌现出一批欣欣向荣的企业。去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7044万元。由于历史原因,羌寨多建在山高路险的山腰或山顶上,为尽早打通深山与外界的联系,羌族人民打了几十年修路架桥的艰苦战役。目前茂县全县已乡乡通公路,23个乡有22个开通了班车。过去,“蚕丛栈道险,悬筒渡索难”,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如今,湍急的泯江上游已架起三座现代化公路桥及数十座钢索吊桥。

1976年,河心坝村建起了小学。全村50多户人家,目前已培养出40多名大中专生,成为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没上过一天学的杨松英家里出了4个大学生。茂县全县已有各类学校近200所,学成归来的大学生近千人。四川省民委还为羌族编创了新的羌文字方案,目前已在威州师范等学校开设羌语专业。

改革开放以来,羌族不断融入市场经济大潮,近年来羌寨更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办旅游热。尽管地理位置偏僻,河心坝村每年仍能接待几百游人参观。白天,羌族乡亲带着游客舂糌粑,学刺绣;夜晚则在熊熊的篝火旁与客一起跳起欢乐的锅庄舞。在成都至九寨沟经过茂县境内的公路旁,随处可见林立的各式羌味餐馆。目前,茂县全县已从无到有建起22家旅游饭店,日接待能力超过2000人次,旅游业利税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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