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消费热潮”亢奋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破解

　　世界奢侈品牌的蜂拥而入，全球零售巨头紧锣密鼓的布局，似乎都在说明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是如何“钱途无量”。然而，一方面是消费品销售大幅提高，市场看似花团锦簇，但另一方面却是储蓄率节节攀高，居民消费率一路走低。如何解读这对矛盾？

　　与此同时，诸多迹象表明，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寻找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中国，已经将扩大内需列为重中之重。但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不足，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一大绊脚石。看来，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现消费市场的真正繁荣，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不得不设法逾越的一道坎……

　　⊙记者 王颖

　　中国张开巨龙之口，表现出旺盛的需求和拥有的欲望——在那些统计调查报告里，中国就是这样，笼罩在喜气洋洋几乎略显癫狂的消费时代中；另一面，中国的消费率连续几年一路走低，甚至不足50%。

　　一方面，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人群目前已达到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另一面，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连降了22年，2005年为36.7%。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更有另一份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那么，到底是谁造就了消费时代？是商业造就了消费，还是消费造就了商业繁荣？

　　奢侈品扩张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王德培说，与国外奢侈品消费主力集中在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集中在先富起来的那一族。2009年，中国3%的人口创造了5.6亿元的奢侈品销售规模。

　　这部分人和他们的财富，是引起奢侈品牌欣喜过望的原因。

　　4月28日，LV在上海同一天内新开张两家分店。这创下了LV百年历史上，在同一个城市同时开张两家旗舰店的新纪录。

　　奢侈品牌GUCCI，计划今年在国内开设13—17家门店，相当于它截至2008年底在中国的门店总数；PRADA在上海开了4家新店，接下来的7、8月份，它将在成都、广州、杭州开设4家新店。今年开的店，相当于此前它内地门店总量的一半；Coach 2010年将开20间店；Ferragamo的目标是10间店；而Burberry的2012，是在中国有110家门店。

　　3月2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预计，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值将达到2480亿元人民币。

　　5月底，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发布《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仅次于日本。同时，这个报告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

　　“奢侈品顾客群其实比常人想像得要大很多，有钱人会买，但是没那么多钱的人，也会攒钱去买，这也是为什么奢侈品现在开始做手机绳、小皮具等小东西来满足那些攒钱买的人，”曾任奢侈品牌杰尼亚高管的Michael说，人人都有自己梦想得到的东西，所以会有白领攒半年的工钱去买个真的LV包。

　　在Michael的记忆里，出现这种转变的时候，恰恰是2005年—2007年，当时他在杰尼亚工作。“杰尼亚以前是以大件为主的，用他们的话说叫TOTAL LOOK，所以你身上有一件半件其实没意义的。但是，后来我就看着他们开始做小皮具，眼镜，袖扣那些小东西，并开始拓展属于二线的品牌。”与此同时，有很多奢侈品牌都开始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慢慢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Michael认为，这与居民的收入增加没有太大关系，最多的还是因为资讯更为发达，而奢侈品牌开始看重中国市场，并进行了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这样的商业活动。

　　的确，据专业机构调查，媒介与互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在改变中国新一代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方面，正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前，只有中国东部地区的消费者有机会接触到新的品牌，而现在，只要信息覆盖到的地区，都可以有认识各种品牌的机会。现在，各种资讯对于消费者及其购物行为产生影响的迅速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事实上，中国的消费时代几乎是商业集团造就的，或者说，至少商业集团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操作和推动角色。就像奢侈品牌纷纷开发二、三线品牌，来满足希望拥有上一阶层人群的经济生活方式的新兴消费者。

　　所以，虽然中国的整体消费仍然处于信心不足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消费习惯及极少部分高收入人群的推动下，中国人消费行为看似并未减缓，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断大幅攀升。

　　奢侈品牌在中国的扩张，一方面为了满足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而增加小物件和开发二、三线品牌的策略，亦令它拥有并培养了更多忠实的中国消费者。

　　零售业圈地

　　在奢侈品发现他们巨大机会的同时，其他零售业亦看到了这个愈来愈大的市场。

　　6月，世邦魏理仕发布2010年度的零售业全球化进程报告指出，今年中国有3个城市进入全球十大零售城市之列，分别为香港(排名第五)、北京(排名第六)和上海(排名第八)，其中上海首次入选十大零售城市。

　　上海的入选，印证了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据尼尔森调查发现，2010年二、三线城市消费者信心略有下滑，而一线、四线城市和五线乡镇的消费者信心水平出现大幅增强。一线城市消费者的信心来源于各种国际性的会展活动；而对于四线和五线城镇来说，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则是刺激消费者信心增长的原因之一。

　　外资零售行业看到时机，展开了在中国的扩张大战，门店数量呈几何增长的态势：目前在中国有20间分店的Levi's，计划2015年前拓展至1000间分店；同时，各个大型零售商，如德国麦德龙、美国沃尔玛、法国家乐福等亦纷纷加快扩张脚步。

　　商务部4月28日在官方网站发布的《2009/2010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10年外资零售业将继续扩张。

　　在一线城市中，外资零售业替代本土零售业成为城市居民选择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外资零售业更能够满足消费者意愿。一方面，内资零售企业受资金实力和人才资源制约，缺乏扩张能力，无法利用规模降低成本；同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非经营性阻碍多，亦增大了扩张成本。另一方面，发展环境不如外资零售企业。除了资金、管理、信息、配送、人才等方面不及外资零售企业外，许多地方政府在商业地产价格、租金、水电费用等政策上仍倾向于外资零售企业。

　　低成本就带来了低价格，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是外资零售行业的优势，内资零售业竞争乏力，只能等待被收购，或是转向四、五线城镇市场。这个市场刚刚被政策和商业刺激起强烈的消费欲望，但由于收入有限，多余的钱大多用于购买新衣以及改善基本生活。本土零售业刚好符合这个市场的消费意愿。

　　来自尼尔森的数据：由于2009年过去三个季度“消费意愿”的增长，快速消费品销售反弹强劲。2009年11月，快速消费品销售增长同比增幅达到10.4个百分点，是自2009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并预测，2010年快速消费品的销售将是强劲的。

　　一面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呼声，一面是欣欣向荣的消费市场，还有什么问题？

　　巨大的财富差距

　　问题在于，3%与97%这个比例，无法持续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

　　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已激增至0.47，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6月初，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透露，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2008年，农业部部长孙正曾透露，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另一个国内经济数据是，近30年中国消费率(Consumption Rate, Consumption Efficiency又称最终消费率，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中按现行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率)不断降低，2000年后下降更为迅猛。1978-1992年中国的消费率在65%附近波动，1993-2002年间中国消费率在60%左右，而这之后中国消费率不断下降，2006、2007、2008年消费率已不足50%。而按照惯例，在人均GD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应该开始稳步回升，但中国没有。

　　据统计，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700美元，社会财富增长很快，存量很大。但是，所得税和财产税还不健全、不完善，对调节高收入和财产收入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是造成GDP和消费率的关联被打破的根本原因。

　　专家分析，当前投资和消费增长较快，虽有商业催化导致跨级消费作为诱因，但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作用的结果。这两者都会使得消费潮不可持续。

　　政府最高层已经意识到，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已经呈现明显的失衡状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据权威人士透露，“‘十二五’规划将为我国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奠定体制基础。”权威人士透露说，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坚持基本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有财产，同时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逐步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因此，将会加大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权威人士认为，税收是目前我国二次收入分配中的“短板”，是“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而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扩大产出规模、加快经济增长——其实也就是为了GDP的数字，而在完善公共服务和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激励不足，过多地鼓励资本密集的大项目投资和大中型企业发展，而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缺乏重视，这使生产要素配置发生倾斜，企业规模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因而减少了就业机会，这也是收入差距扩大，消费率下降加速的根本问题。

　　按照中国的人口比例，13%，也就是1.6亿的奢侈品消费人口，已经接近一个日本的人口，中国要成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也不是难事，但要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就需要调动中国这13亿人口都成为消费人口，就要他们都有钱消费，这需要新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乃至新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