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全世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看到了中国出色地应对了金融危机,诚心诚意地认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钦佩,这跟以前那种 “口服心不服”大为不同。这几年我国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人才都会在中国汇集,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的资源,也给中国参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再造、使得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前面提到的高端产品市场的规模效应使得海外主要厂家无一敢舍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几乎都是它们所在领域全球增长最大的市场。这不仅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也为中国在 “十二五”期间避免破坏性的贸易摩擦提供了利益博弈的条件。
国际地位提升和快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还为我国企业实行跨国并购联姻、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与中国企业结伴发展,分享中国的增长,是当今世界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事。吉利若不是中国的企业,Volvo恐怕不会卖给它。里昂信贷证券 (CLSA)与中信证券联姻,也是因为中信证券是我国的一家大型券商。抓住这个机遇,把别人现成的领先技术利用起来发展自己,就能实现超常规的发展。
第五,我国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方面开始彰显优势。
最近关于 “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所谓发展模式讲到底就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就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我国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资产泡沫的危险,有时候这冲击和泡沫危险还非常大,但是政府采取了比较及时的措施,避免了大的动荡,从而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这里的关键是政府采取措施不能为市场利益所制约,从而延误时机。就这点而言,美国的体制就存在很大问题,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没有看到危机将要降临,而是商业利益,特别是华尔街的利益,极大地阻止了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就处理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而言,很难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是完美的。这里的关键是执政党既要让民众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又不能使决策完全听凭时髦的民意。新加坡是这个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国家。在一人一票多党选举模式下,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甚至有些发达的国家,都犯了民粹主义 (Popularism)的错误,执政党为了选票,迫使政府以巨额负债维持福利开支,最终导致经济不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上述体制优势在全球化深度推进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说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追求更快的增长速度。相反,中央关于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追求,三月份人代会将要通过的 “十二五”规划还会调低增长速度目标。这如何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又好又快地发展, “又好又快”不是简单地指经济发展既要好又要快,而是要在好的基础上,能快则快。因此,确定判断经济发展 “好坏”的标准就非常重要。在确定 “好”这个标准的时候,我认为要有一个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利于中国发展成为未来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一流强国这个目标的实现,凡是符合这个标准,就是 “好”的发展,就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之则不然。举一个例子,在上海郊区圈一块地,做一短见的规划,建一批低水平的楼和工厂,这固然也能增加GDP,但却毁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其实是“坏”的发展。倘若我们还没有水平做出有远见的规划,那这块地宁可空着, GDP增长速度慢一点,也是 “好”的发展。
总结起来,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好了,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但我们要坚持高标准发展经济,在好的基础上追求速度,我国经济过五年又可以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方星海 作者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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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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