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压力加大 中国城市发展现文化焦虑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城市主人们的口气和眼界越来越高。在城市战略上，不仅有180多个国内城市打出口号要发展国际大都市，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下，作为城市发展更高理想的文化城市，近年来也开始扎堆出现在各地城市的发展战略中。

　　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史看，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文化选择，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导向。芒福德提出文化城市的理论模式，但我们却不能简单照搬。中国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需要，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使其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心头之痛。

　　在城市发展的硬件上，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所谓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但由于城市管理者们一窝蜂地邀请不懂中国的洋人设计，使中国城市也成为西方人不付任何成本的实验室。这种走向一厢情愿的所谓城市文化国际化之路，是中国城市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典型个案。殊不知，很多标识性建筑成了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的笑柄。

　　从理论上说，学者们都清楚，当代城市功能从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其核心必须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把城市的文化发展与个体的审美劳动相结合，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手段推进城市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人在城市中全面发展”，把人的文化层面的审美生存需求和精神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简单认为：城市文化发展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迟早可以建成文化大都市。特别是缺乏专业化的理论研究和系统性的战略设计，很多城市的文化建设直接异化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盲目以经济标尺来衡量文化的发展，导致对城市文化资源与功能的新一轮破坏。

　　经济发展以利润为标尺，而文化发展则需要文化定位的清晰。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在一片喧嚣的背后，有识之士看到的是深深的焦虑。其焦虑来自三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资源里难以找寻到对城市文化发展主体即城市公民的尊重，这其实是对生命缺乏尊重的表现。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一直围绕着专制体制的运转来设计，如传统儒家宣扬的仁爱就是从维护专制体制的有效性出发的，其结果必然造成对个体生命的蔑视。遵循这一传统，在当代经济大潮中，经济发展似乎也成为强权，人在金钱面前，个体同样没有得到尊重，人的责任和尊严也都烟消云散。同时，屈服于经济强权，个体的自由也是次要考虑的。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早已被遗弃。人已经沦为边缘因素，资本、技术凌驾于主体之上，“城市异化”实为必然。可以看到，各地城市的发展，人被置于最末的地位，资本、利润等是最优先考虑的因素。人为了生存，与物的争夺此起彼伏，根本无暇再为内心的文化精神需求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动辄上亿的“大手笔”工程已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家常便饭，但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一些基本的问题：城市文化为什么这样以及应该怎样，文化工程对个体生命有何意义和价值，以及这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