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救助是否要坚持“程序正义”

　　13岁山东男孩杜传旺在汽车修理厂打工时，被工友用充气泵击伤。他的遭遇被媒体披露后，总部位于北京的民间慈善机构天使妈妈基金迅速为其公开发起募捐，并且把他从山东接到北京的八一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这个公益故事的开头并无异样。但几天之后，天使妈妈基金的公益行为受到的不全是鲜花夹道般的欢迎，还有公众放大镜下的拷问。

　　天使妈妈基金两次获得我国公益慈善最高奖——“中华慈善奖”。伴随着质疑，天使妈妈基金的这次公益之旅，笼罩上重重疑云。

　　公益救助引来争议

　　在媒体和网络的描述中，杜传旺“阴囊足有小西瓜般大”，肚子“高高鼓起跟孕妇一样”，“五脏六腑全被气充得挤到一起”，脏器严重受损。人们在微博上看见了这段描述和配图，有的人“看完文字，心疼得不敢打开图片”，很多人呼吁，要严惩肇事者。

　　天使妈妈基金与此事发生联系，始于7月11日。

　　当天16时17分，天使妈妈基金的微博上转发了一段对话。有人问：“能帮帮他(杜传旺)吗？”天使妈妈回答：“气愤！凶手一定要严惩！孩子在哪里？请联系我们！”

　　天使妈妈基金(以下简称“天使妈妈”)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其网站简介称，天使妈妈作为一个志愿者团队，成员和大部分捐款者是富有爱心、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各方面特长的妈妈。

　　从决定救助传旺至今，天使妈妈的官方微博内容没再说过别的。7月11日17时左右的1个小时内，天使妈妈通过微博发布了两条信息：正在咨询北京专家，正在组织救助传旺。

　　18时15分，天使妈妈称，已和当地医院取得联系，正在联系孩子家人，准备将孩子转北京救治。

　　19时03分，天使妈妈称，孩子父亲无力筹钱来京，预计救护车和治疗费预算10万元，呼吁大家捐款。公募平台的捐款链接附在后面。

　　从这一刻起，“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觉得“不妥”。

　　在天使妈妈决定救助并发起公募的24个小时之内，各种质疑星星点点地出现，并迅速传播开去——

　　为什么选择了一家“不知名的医院”？基金和医院之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黑幕”？名为爱心救助，实际是不是在敛财？

　　7月12日，天使妈妈发布微博，回应了四点质疑：天使妈妈与儿慈会的关系、资金来源、八一儿童医院的资质、目前捐款情况，并呼吁停止捐款。

　　但是，“不同的声音”没有消失，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7月13日13时21分，网名为“港怂萨沙”的网友称，“杜传旺家人从昨天下午到北京就没再见到过孩子，也没见到任何基金会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惹基金会，不敢转院，怕不给医药费，只好在医院门口坐着。一开始公布的杜传旺父亲的银行账号根本不在家人手里，而是基金会办的……”

　　这条后来被证明为不实的信息，当时被转发了数万次。

　　至此，两种声音开始激烈地碰撞。民间公益组织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和同样投身民间公益的网友“北京厨子”，立场鲜明地站在天使妈妈一边。

　　7月13日17时，天使妈妈以在线访谈形式，就大家质疑的问题进行回应。

　　7月14日，天使妈妈又宣布召开传旺病情发布会，面对面地回应质疑。

　　天使妈妈发此通知是在13点15分，到16点整发布会时，他们发现，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都赶来了，还有一些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天使妈妈先公布了一些信息，随后进入提问环节。首先站起来提问的是一位公益人士。他的问题指向医院资质和救助流程。

　　双方由问答演变成对质，没有话筒，两边的音量却越来越高。

　　决定得是否太快

　　为什么天使妈妈数度解释，疑云都没有散去，反而愈演愈烈？坚持怀疑其动机正义性的公益人士，为何不能释怀？

　　在发布会现场，有人问道，对杜传旺的病情，天使妈妈没有进行调查，仅根据媒体和微博的报道，就迅速作出决定，是不是对孩子和捐款人的不负责任。

　　天使妈妈方面说，“我们相信媒体，我们也相信当地医院。”

　　网友“北京厨子”力挺天使妈妈。“在传旺的事情上，我和他们的态度完全一样。”这几天来，每当有人质疑天使妈妈夸大病情、指责他们控制银行卡、不让家属与孩子相见时，“北京厨子”都会站出来回复。

　　他认为天使妈妈很冤枉，“有人找到他们，他们愿意接手，这有什么错？”核实过程是否如公众想象的“上帝视角”一般完美无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这像是救火灾，是听说大火之后迅速去救呢，还是走完流程再去？等走完流程到了那儿，火都把一切烧没了。”

　　但公益人士才让多吉并不认同这些看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慈善机构尽一切能力、用最快的方式救助孩子的做法，他是非常支持的，但“迅速救助”并不等于“迅速公募”。因为一笔笔募捐来的善款，一旦汇聚，就很难一一还回去，所以慈善机构应核实基本情况之后，再进行募捐。

　　才让多吉认为，一个公益组织如果不能独立调查评估受助对象，它的项目一开始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随之而来的质疑是：“如果天使妈妈没有实地调查，也没见到杜传旺本人，为什么不先使用‘天使妈妈基金’现有的善款先行动，等治疗方案和费用预估出来以后再发起社会募捐？也能避免现在的社会质疑。”

　　在发布会现场，这个问题曾被提出，但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被淹没在激烈的对话中。

　　今天，天使妈妈的工作人员沈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天使妈妈团队的人都在北京，但大家通过电话与当地医生沟通了多次。沈利本人还通过医生取得了孩子脸部的照片。

　　此外，他们曾通过QQ群发布信息，招募了一名志愿者，名叫“三月”，去医院现场查看。

　　沈利表示，她没有和患儿家长沟通，是天使妈妈另一位工作人员徐蔓沟通的。“三月”也不是她联系的，不知是男是女。

　　徐蔓告诉本报记者，在她印象中，联系杜传旺最初就诊的山东夏津人民医院的时间应该是下午5点左右，“然后通过医院要了家属的电话，前后沟通了多次。”

　　据徐蔓介绍，此次参与了解核实情况的志愿者并非与她直接接头，而是一级一级联系的，逐渐往下开展工作。

　　如何才是“最好的救治”

　　为什么选择八一儿童医院而非北京协和医院、甚至是301医院？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坚信，这就是天使妈妈与八一儿童医院“利益输送”的重大疑点。

　　这个逻辑在“北京厨子”看来毫无道理。“公立医院一定就是资源最好的、对患儿最合适、最实惠的去处吗？”他认为，以名气来判断医院的资质太不公允。

　　“北京厨子”也曾发起一些公益活动。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草根”公益者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根本无法摆平所有事，更多时候，事件往往随着进程和当时仅有的选择，一点一点进入一个困局。“人们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这么选择，事实上我是没办法，只能作这样的选择。但其中苦楚，无法道出。”

　　天使妈妈是否也面临“无法选择”的苦楚，是否多方权衡后，选择与八一儿童医院长期合作？

　　在病情说明会现场，记者曾以此提问天使妈妈负责人，此后多次询问其负责人，但天使妈妈方面并未透露详情。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虽然多，但看病很难，希望记者能够理解。

　　对这个牵动公众爱心的孩子，天使妈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质疑。有人问——为什么在山东孩子没住进ICU(重症监护室)，到了北京就住进了ICU？孩子从ICU转入普通病房后，有人质疑，病情到底如何，怎么一会儿严重，一会儿不严重？院方安排了6个护士照顾孩子，有人认为，照顾一个孩子怎么会需要6个专业人员？

　　事实上，回答这样的疑惑，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比如当有孩子需要救助时，由第三方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提供意见和建议，“理论上来说，重病的话，往协和医院送，病不太重，送到社区医院也可以。这都由专家来决定。”

　　“这当然是对的，也正是现代公益的标准配备。”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但他同时又说，刚刚夹缝里长出的民间公益要建立诸多制度配套需要时间，即使国内老牌组织也不尽完善。如何公平选出专家，专家意见如何获得指导行动的合法性，流程机制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没人解决。

　　今天中午，沈利女士给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天使妈妈基金有自己的专家库，大约包括六七十位医疗专家的顾问委员会，每一类科室，都有相关的专家。杜传旺为何去八一儿童医院？因为天使妈妈救助的孩子中，消化科、儿外科是在八一儿童医院救治，一开始对杜传旺的病症描述中，“肠子破了很多洞”，所以天使妈妈就此咨询了八一儿童医院的意见。

　　网上有人质疑天使妈妈和八一儿童医院合作太多。对此沈利表示，他们也曾和首都儿研所合作，如几年前对无肛孩子许自宝的救助。

　　沈利表示，对于杜传旺目前的治疗和监护工作，天使妈妈是“把医疗部分全部交给医院，医院如何安排医疗，是由医院来决定的，天使妈妈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要不要程序正义

　　郭美美事件伤害了人们对官办慈善的热情，近年来，迅速崛起的草根公益为人们的爱心提供了新的渠道。

　　但草根公益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无尽的质疑。免费午餐成立之初，就有人质疑，为什么免费午餐项目可以提供机票，“机票钱是从免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

　　邓飞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还不断向公众解释，“一定的经费支出是为了加强效率”等观点，再后来，他很少再解释。因为，“你坐了飞机，有人认为你该坐火车，还有人或许认为，火车也不要坐卧铺，硬座就可以了。”

　　“按这个逻辑追究下去，每个人都可以问你一千个问题，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邓飞表示，媒体应该引导大家学习专业而有效地监督——要求公益组织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

　　他在微博上写道，有人问，你并非天使妈妈的人，为什么坚持为他们辩护，不惜殃及免费午餐？“因为我是天使妈妈团队的朋友，我信任这群埋头干活儿不懂表达的‘妈妈’，更觉公平和正直是人之底线，社会之基石，保护一个人免于冤屈就是最大公益。质疑或谣言也在帮助这支团队。”

　　而在另一边，坚持程序正义的人还在坚持着。

　　一位住在武汉的网友告诉本报记者，她曾观察过多起“疯狂的救助”行动。在救助中，公益者称“比孩子父母还要爱孩子”，甚至不惜扮成孩子母亲冲进医院带走孩子，孩子父母如果不同意救治方案，公益者就声称孩子父母愚昧。一些公益组织，以道德光环绑架了孩子的命运，绑架了公众的爱心。

　　经历这类事件后，她对公益组织程序上的瑕疵尤为敏感。

　　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邓飞把这场质疑看做“伟大训练”。

　　“公益组织募集善款，接受捐款人委托去执行某公益项目，必须全程公开透明，学习接受严苛质询和独立审计。我深知其中必有冲突委屈，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公民自我训练。”邓飞这样写道。（记者白雪 马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