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善治：财力提高更需严管支出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运行情况的报告》时说，自2010年推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至今，共下达县级财力保障机制奖励和补助金2325亿元。基本财力缺口县大幅减少，2009年全国基本财力保障缺口县还是819个，2011年年底已减到113个。(8月30日《新京报》)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之治不啻为社会稳定、国民安乐的柱石。可是，县级财政的保障能力一度处在逼仄化和边缘化境地，一方面是需要大量资金嗷嗷待哺的基层建设，一方面却是时常捉襟见肘进退维谷的财政难题，而导致其出现的原因则正如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所说，“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县以下政府的具体职责和支出责任不够明确；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仍然偏高，对基层财政带来较大压力；县级财力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地区财政支付经费人员增长过快”。

　　近年来，解决基层治理矛盾的尝试已屡有突破，从“省直管县”到“乡财县管”，从“扩权强县”到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县域财政的面貌已经大有改观，基本财力保障缺口县已经由2009年的819个减少到2011年的113个，全国县级一般预算收入2011年已达2.43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的1.7倍。可以说，就总体趋势而言，县级财政越来越有钱了。但是，一些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县级财政却没有把钱用到刀刃上，比如，安徽太和县政府花1500万奖励四星级酒店；河南通许县政府不经审批建办公楼，面积超过国家标准1倍；安徽望江县在建的办公楼建筑面积相当于8.5个美国白宫……

　　学者王敬尧调查发现，县级政府运行实际支出通常要高于财政拨款，高出的部分是通过上级补助和预算外资金来补充的，而民生财政支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增长迟缓，其增幅远小于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

　　这就是说，许多县级财政由于把更多的财政资源投放于行政管理，挤占了应有的民生财政资源，导致它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可见，要想实现县域善治，除了要提高财力保障，更加需要增强支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缘于财政监督的缺位，这不仅影响财政支出的效益，还会导致管束体系的松弛和界限不清，使“哪些地方该花钱和不该花钱”难以有效地注入行政实践，使已有改善的县域财政难于充分哺育民生，甚至在一些地方，仅仅凭借当地主政者的偏好，吹出了一个个政绩泡泡糖。

　　因此，要想实现县域善治，一方面应该建立财力使用评价结果和保障政策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让有钱的县级财政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还应该建立健全民众需求表达和民主参与机制，让地方政府根据民众的合理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以满足民生之需。

　　本报评论员 赵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