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浮沉启示中国为创新战略创造有利环境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辽宁大学徐平教授在其最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一书中，通过日本经济浮沉的历史轨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对创新战略的独到认识，得出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契合当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本文是作者对其著作中主要观点的凝练和升华，也是作者新近思考的结晶，现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20世纪60—80年代，日本曾以赶超性增长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甚至有些机构预测，日本有可能在千禧之年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然而，正当日本为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癫狂之时，其经济增长却突然发生“逆转”，陷入了长期“持续停滞”的局面，其国际竞争力也从1993年的第3位滑落到2010年的第26位。直到今天，日本仍像一个被困的巨人，饱尝着由“逆转”而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可以说，日本的经历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

　　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许多学者从已发现的诸多要素中探寻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何以对经济增长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技术创新具有三个关键效应：一是积累性效应，技术创新构成了经济发展中知识存量的净增长；二是公共产品效应，技术创新形成了技术改进中的扩散性；三是“加速器”效应，一个稳定的创新产品通常意味着产量的快速增长。正是技术创新的三大效应，才增强了其对经济发展中GDP的贡献作用。

　　当然，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具有个体化、偶然性、规模小的特点，产业创新具有组织性、系统性和市场规模的特点。技术创新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将更多的产业纳入发展的过程中。用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说，技术创新一旦卷入商业过程，便会“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实现“产业突破”，而产业突破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利润回报，从而推动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增进。

　　由于产业创新需要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所以产业创新更需要制度性的鼓励——为产业创新提供市场空间和利润回报。在一些经济体中，新技术的扩散是以缓慢的速度进行的，通常需要几十年甚或几百年的过程，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同时给予创新行为以相应的制度保证。只有制度创新，才会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从偶然性推进到常态化，从自发行为推进到组织行为，从企业行为推进到国家行为。

　　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来看，日本属于后发展国家，其经济赶超也经历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在有关日本赶超性增长的研究文献中，“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实现了技术进步”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可以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就是技术进步的时代。其主要经验是：在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精细化改良；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精益化改进，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体系；适时调整技术政策，积极引导日本从技术引进向独立创新技术的转变。

　　在完成阶段性的赶超性增长后，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1981年被确定为技术立国元年)，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地位。1995年日本政府又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进一步确定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这些均表明日本政府是十分重视技术创新的。但严峻的现实却是，日本不仅没有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反而在重大技术创新面前显得踟蹰不前。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制度创新不足。那么，造成日本制度创新不足的原因何在？

　　体制的僵化性。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日本形成了适合于赶超性增长的经济体制，即高度集权下的官民一体。在这一体制下，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市场和经济中较弱的部门，力争实现“没有输家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政党、官僚、财团之间“铁三角”式的庇护方式。这种体制虽说增强了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却也助长了一些企业的“依赖”意识，阻碍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也阻碍了政治与行政的改革。

　　市场的封闭性。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内取性，对内政策具有明显的垄断性。比如，虽然从客观性指标看，日本属于高开放程度的国家，但由于日本市场的开放具有开放行为的被动性、开放过程的非合理保护性、开放倾向选择的生产者利益性等特点，致使日本在31个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排名中竟排到了第29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拥有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如分配进口外汇配额权、限制进口数量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