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驾校培训费上涨：重在反垄断而非限价

　　“史上最严”新交规实施，驾驶人考试也开始“大变脸”。新驾考首先迎来的不是驾校改进教学方式，而是培训费应声暴涨，最高涨幅已超过五成。上海新驾考实行以来小车学车费突破7000元，北京驾培费用则普遍越过5000元大关。(本报昨日21版报道)

　　新交规实施后，考试难度加大，驾校要成功培训出一名学员更加费时、费力还费油，不涨价，他们怎么存活呢？面对这种利益上的直接冲突，怎么办？其实这并不难办，驾校跟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完全可以由市场自主调节。如果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东西，驾校涨价就完全是其自主的事情，它爱提多少就提多少。至于学员，并非没有办法，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他们最大的权利就是“用脚投票”，此处费用太贵我就到彼处，甚至也可以选择不去什么劳什子驾校，直接参加考试就是了。

　　吊诡的是，在转型的中国，驾校甚至连考驾照都蒙上了垄断的阴影。这种垄断表现在，一是驾校资质的垄断，驾校“被有关部门以有限牌照的方式，人为造成了驾校数量明显偏少的后果”，驾校并不是想办就能办，得跟有关部门申请牌照，关系好的就容易，关系不好的则靠边站；二是考驾照资格的垄断，普通公民要考驾照就得上驾校，不上驾校就不能参加驾照考试。与垄断相对应的是，许多省市对驾校的培训费用实行政府指导价，如果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培训费用涨价就是违规、违法。许多学员正是盯着这一点而指责驾校涨价：你经过政府批准了吗？

　　很显然，无论是办驾校垄断与考驾照资质垄断都没有必要，而且，这样的垄断也是低效的，政府并没有能力知道要办多少驾校才能满足需要；进而，这样的垄断还容易造成权力寻租，发放牌照的官员很容易利用这样的权力牟取个人私利。同样的是，所谓的驾校培训费用实行政府指导价也根本没有必要，这种费用的多少完全可以交给市场主体自行博弈，政府去做这个事情，是左右都不讨好，定高了，民众和学员不高兴；定低了，驾校不高兴了，甚至经营都难以维续。

　　在打破垄断方面，有些地方还是开了口子的。比如说2007年，深圳市民樵彬状告车管所，挑战驾校强制培训制度，深圳车管所终于对樵彬的申请开了绿灯，使樵彬成为我国以散学名义申请驾照考试的第一人。而在2008年，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明确表示，个人可以不经过驾校申请考领机动车驾驶证。还有培训费用政府指导价的问题，深圳市物价局早在2006年，就作出批复，表示深圳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不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所以，各地政府在培训费用问题上，要做的事情是，少做越位的事情，要有所不为，比如取消驾校牌照限制，取消培训费用政府指导价。

　　但是，政府在这一事情中，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为，避免该履行的职责缺位。比如说，对于批准的驾校，就要经常不定期地检查其硬件设施有无到位，能否给学员提供与其收费相匹配的服务。再如，有业内人士反映驾校“成本并不透明，难免有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之嫌”，那么，政府监管机关就应当查查有无串通涨价的行为。

　　杨涛(江西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