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民工入厕，怎能实现“人的城镇化”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分享人生出彩的机会，何妨就从消除身边的歧视开始？

　　李 拯

　　“外来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武汉市三金潭小区一座厕所围墙上的标语，一经公开，就立刻引来网友口诛笔伐。且不论写此标语者有无擅自罚款的权力，禁止民工入内体现出的歧视和不屑，就足以点燃每个人的道德义愤。

　　对农民工明目张胆的歧视，这并不是头一遭。就在去年底，重庆公交车上，一名老太指责坐在身边的农民工影响市容，就曾引发社会争议。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明明有空位，农民工却眼看着空位不敢坐下，即使怯生生坐下来，也是小心翼翼落下半个屁股，生怕旁边人会有不适。

　　很多人都会充满正义感地说，事情不应该这样，如果嫌农民工用脏了公共卫生间，那就请想一想是农民工安装了自家的洗手间；如果嫌农民工衣衫褴褛，那就请想一想是农民工擦亮了城市的街道。这些道理妇孺皆知，可是为什么一具体到现实生活，很多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作为抽象的群体，农民工是城市建设者、维护者；然而，作为具体的存在，农民工也是生活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个人，他们要与城市土生土长的市民一起生活，同呼同吸。农民与市民如何彼此相处、彼此安放，这不是挥着道德大棒就能迎刃而解的问题，而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临的课题。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歧视，只是以极端形式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

　　随着近年来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市民与农民生活方式日益趋同，农民进城，也不会再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那样感到恍若隔世、格格不入。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农民工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消费水平与市民不尽相同，他们从物理层面进入城市，可以瞬间完成；但是从精神上融入城市，却是一个需要涵养酝酿的过程。

　　对于农民工，城市居民理应多一份尊重与包容，为他们融入城市创造积极氛围，这也是“人”的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两种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的彼此融合，也不尽然是市民与农民两个群体的事情，政府部门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是最基本的一点。将农民工排除在公共卫生间之外，尽管只是一件小事，却也反映出公共服务的短板和不足。毕竟，没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城待遇，更遑论将农民有序变为市民。

　　今年两会上，“最美洗脚妹”刘丽代表反映，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夫妻”情况。这一新现象，其实折射出的也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农民工这个老话题。

　　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需要政府部门更新思维方式：在享受农民工为城市带来劳动力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他们的需求；不要再让他们在利益分配的天平上处于弱势，在公共服务的获得上处于边缘；更不要再让他们在歧视、冷漠甚至白眼中艰难度日。

　　“一位农民工兄弟/拿着安全帽/坐在操场上敲击……看不清他的思绪/他坐在高楼下的阴影里”。让农民工走出高楼下的阴影，感受城市霓虹灯的光彩，分享人生出彩的机会，从政府到公众，何妨就从消除身边的歧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