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玄机：避免可怕的预期

　　“房地产、地方债或银行，只要哪个链条出了问题，就会是大问题”

　　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破产或很快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破产清算的样本，有人已经开始撰写诸如《底特律破产带给中国的启示》一类的文章。

　　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设想一座城市发生破产在中国会是什么状况——“显然，中国政府不会像欧洲国家政府一样选择破产。”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贺铿说。

　　不过他认为，“房地产、地方债或银行，只要哪个链条出了问题，就会是大问题”。

　　真正的危机是，当它出现时，人们还没意识到它会到来。或许恰恰因为政府“永不破产”的体制，会因地方债而衍生出其他系统性的风险。因此，认为“不少地方政府实际已经没有偿债能力”的经济学家谢国忠主张，“资不抵债的地方政府可以宣布破产”，“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死掉一批，中国经济无法重新上路。”

　　谢国忠有独立经济学家之称，这仅仅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充满想象力的个人观点而已。

　　地方政府债务“债权人”主要有三方：银行、地方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

　　银行一直是“最大债权人”。审计署对36个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显示，截至去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占78.07%。但对比发现，银行贷款占比也下降了5.6%，而地方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分别增长62.32%、125.26%。

　　为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增幅如此之高？相关的审计报告透露了部分端倪：一些地区违规集资、变相融资，金额高达2181亿元。比如，江苏省如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年以来已向公众四次集资，承诺利息最高达14%。

　　显而易见的是，地方债务形势日趋复杂化和隐蔽化。

　　据此，中国审计界一名资深人士称，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虽然多数地方政府没有强大的还本付息能力，但由于这些债务得到展期，现在成了长期债务，因此危机爆发的时机存在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被认为还来自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偿还机制，二是偿还主体和能力。

　　地方债务大多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形成的时间很短、速度很快。事实充分说明，地方政府对如何偿还债务，是没有多少研究和思考的——大家更多的是将责任推给了未来，未来的政府及其领导者、未来的百姓以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地方政府的债就是中央政府的债，不还不行。” 有教授对此颇为无奈地断言，“就算要变卖国有资产也在所不惜，没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

　　显然，缺乏追责机制和偿还机制，正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里有恃无恐的根源。“新官不理旧债”则是更严重的情况：当期政府有很强的驱动力来“发债花钱、不问偿还”。

　　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从银行、债市和影子贷款机构借出数量庞大的债务，有不少被地方政府用于没有回报或没有收益的形象工程，各地政府几乎选择了一样的偿还“路径”——通过卖地收入、高速公路收费、税费收入、借新还旧等偿还债务。

　　舆论认为，这导致债务负担实际上最终转嫁到了众多买房人、过路车主以及广大纳税人身上。而有专家强调，微观实体负担的不断加重，不仅使得社会消费内需提振困难，继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还会加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速地产泡沫的膨胀。

　　“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融资。

　　较长时间以来，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利用土地财政手段，挪腾干预金融发展的冲动。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相信：土地泡沫基本上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金融现象。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完全忽视了泡沫破灭之后存在的“偿债缺口”。

　　对此，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描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缺口，普遍认为中央政府最后会救，这决定了市场、投资者、银行、企业对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期都没有改变。靠着这个可怕的预期，想搞项目的照样大量借钱，想投资的照样把钱大量借出。

　　但是，流动性最终是一种信任和预期，“一旦预期变化，传统的流动性即刻烟消云散，危机马上爆发。”夏斌认为。

　　因此，人们十分期待中央政府会在审计风暴之后，对地方债务“套上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