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向“唯GDP论”动刀

    核心提示:中组部日前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知情者称,其被调查原因所涉问题或涉及重大项目招商引资的决策失误和当地地产项目违规。得知郭有明出事后,一位老领导在日记里写下“GDP害死人”

    改进考核方式才有法治政府

    □杜晓

    从《通知》中的多项规定看,可以说是在用人制度方面的一次深刻转型。许多规定的积极意义是十分突出的,如“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等,这些规定击中了当前干部考核中存在的深层次弊病,是干部考核方式方法的巨大进步。

    单纯用GDP指标考核干部的传统做法,近年来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诟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许多不正常现象都和唯GDP论存在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变迁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首先是大拆大建现象日益普遍。为了提升政绩拉动GDP,许多官员上任伊始就热衷于上马大工程、规划大项目,看似热火朝天群众则不堪其扰,以至于坊间给一些官员起的外号都和“挖”、“拆”有关。这样的大型工程项目很多时候脱离了实际需求,严重影响当地发展,比如季建业在南京“力排众议”搞出来的雨污分流工程。另外,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不仅破坏了城市风貌,毁坏了一些本应该被保护的建筑,同时造成了野蛮拆迁、违法拆迁时有出现。

    其次是地方债务逐渐陷入泥潭之中。为了服务于大拆大建的资金需求,一些地方政府大举借债,然后依靠土地财政解困,不仅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且暗藏多重法律风险。再以南京为例,今年8月曾有媒体报道称其位居“省会城市债务压力排行榜”榜首,尽管南京方面否定了这份榜单,但也表示“政府性债务处在高位,但在可控状态”。

    除此之外,诸如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和过度追求GDP增长有关。凡此种种,都表明唯GDP的考核方式是许多政府违法行为或是打着法律擦边球行为的源头所在,与法治政府建设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法治政府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但在GDP至上的考核机制压力下,很多时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再加上当前行政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官员追求GDP的冲动往往使其置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必要的论证过程于不顾,违背法治精神、滥用手中权力拍脑门作决定直至付诸于实践,可谓贻害匪浅。

    转变考核方式才能让官员真正管好手中的权力,才能使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在《通知》中不仅有具体要求,更有问责机制——“要对违背科学发展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但我们还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这一问题,正如之前许多业内人士曾多次呼吁过的,应该将法治建设如同经济发展一样作为考核官员的一个指标体系。不仅仅是考察制定了多少法规制度,还要看法律实施得好不好,司法公正程度高不高,公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强不强,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如何等。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提速,将法治作为考核官员指标的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凸显。

    GDP不是腐败的替罪羊

    □冯海宁

    得知郭有明出事后,湖北一位老领导在日记里写下“GDP害死人”。从这位老领导的说法来看,郭有明被查与GDP有关。“GDP害死人”的言外之意是,在GDP考核压力下,郭有明为了GDP增长率才引进三峡全通涂镀板项目,才出现决策失误继而被查。但在笔者看来,尽管以GDP论英雄很不妥,必须尽快纠正,但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不会说话的GDP。

    不能否认,“以GDP论英雄”现象今天仍存在。有的地方为了让自己的GDP在所在省或市的排名中处于领先位置,要么给GDP“注水”,要么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等来拉动GDP甚至牺牲环境、健康来换GDP。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6月提出“不以GDP论英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组部日前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也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

    但是,能否彻底纠正以GDP论英雄,还有待观察。这是因为,一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思想观念在短时间内能否完全转变,需要观察；二是不再以GDP论英雄后,GDP似乎没有替代品,以什么论英雄没有明确；三是以GDP论英雄可能会变相存在。比如,有统计官员披露,虽然一些地方GDP增长率不再列为考核项目,但保留的其他指标,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之类也是与GDP呈正相关关系的。即使只考核就业、财政收入等指标,也与GDP有关联。

    话题再回到“GDP害死人”这一论调。尽管以GDP论英雄必须纠正,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郭有明被查的原因都归咎于GDP。比如,宜昌有多名房地产商被带走调查,或说明郭有明被查与开发商有关——很多官员也是“栽”在房地产腐败问题上。再比如,在三峡全通的报销账目中,确有郭有明及其家人乘坐飞机的票据,且行程并非公务。这已经说明郭有明在多方面涉嫌违法违规。因此,不能把GDP当成腐败的替罪羊。

    即使郭有明被查与GDP有关,但问题不在GDP本身,而在于政绩考核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另外,不是GDP有问题,而是与郭有明个人过于追求GDP有关系,或者说,与郭有明过于追求政绩有关。如果郭有明追求的是居民幸福指数,不追求个人政绩,GDP只是作为单纯的经济指标,显然,不会因为GDP而有麻烦。

    进而言之,郭有明引进重大项目也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理性决策,一味要求企业扩张。如果郭有明是一位冷静、理性的地方主政者,或者郭有明决策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或许不会出现决策失误。所谓决策失误,其实是少数人权力过大、一意孤行导致的结果。希望我们能对郭有明被查事件进行全面反思,吸取教训。也希望中央出台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等规定早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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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烂账

    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暴露了官员挥霍公共财政的随意性。缺乏科学规划,脑袋一拍就能启动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公共财政,充分说明公共财政的使用还未被关进严密的笼子。

    只有从决策民主、公共财政使用多途径实现监管前置、预防为先,把权力钳制好、约束好,并强化离任责任审计,才能狠刹住官员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的冲动。

    浙江/吴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