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用供给管理取代需求管理 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生产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维持高的经济增长，原因是生产要素的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所以，我们的长期增长趋势已发生变化，如果不改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还会继续下滑。

    ●目前有部分价格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示。如果价格体系合理化了，经济的运行效率才能真实显现，企业创新也会更活跃。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近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如何再高速增长的问题，而是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向高效增长，经济结构更均衡、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增长的关键。我国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与供给管理政策有关。当前中国的长期增长趋势已发生变化，如果不改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还会继续下滑。这就要求用供给管理政策来取代需求管理政策。

    明年政策操作艰难

    张平说，延续2012年经济发展态势，2013年中国G D P增长率继续明显下降，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预计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为7.6%，物价稳定在2.5%的水平，完成了年初政府制订的计划。代表着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连续负增长长达两年，实体经济的通缩非常严重，经济回稳主要依靠传统的地产投资、外贸回升和加大政府基建支出，新的转型增长如信息消费、医疗消费的发展需要时间。而在货币方面2013年6月爆发了“钱荒”，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风险开始暴露，地方债问题逐步显现，去杠杆的货币收缩压力已经发生。美欧经济复苏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但发达国家的复苏也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外流，从资产回报率角度看，中国的长期资金外流和短期国外资金流入迹象明显。2013年人民币保持了温和升值的态势，但外汇占款出现了连续下降，单边流入已经减缓，可能逼迫金融体系进一步紧缩。

    中国稳增长的“底线”政策思路稳定了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同时提出了调结构、促改革的新思路。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意味着需要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非均衡发展累积下来的风险，走向较均衡的经济结构。然而结构调整和改革，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即结构性减速。平衡“调结构、促改革”与经济减速方面的政策操作非常重要。加上防控金融风险，2014年将进入到一个多目标平衡的艰难政策操作期。

    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会定在7%的增长水平，这与“十二五”规划的增长目标相一致，而实际增长仍会高于增长目标，预计经济增长7.4%的水平，物价受到 经 济 增 长 减 速 的 影 响 ，依 然 保 持 在2 .1%的水平。“十二五”预计能保持年均经济增长7.7%的水平，“十三五”期间保持6.3%的水平，就能实现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一个如何再高速增长的问题，而是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向高效增长，经济结构更均衡、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增长的关键。

    转向供给侧管理

    张平表示，我国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与供给管理政策有关。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摆脱贫困，采用的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重点放在总需求上。如果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真的能长期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需求管理政策比供给管理政策更有效。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正在下降，也就是我们说的处于结构性减速经济增长阶段。生产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维持高的经济增长，原因是生产要素的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所以，我们的长期增长趋势已发生变化，如果不改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还会继续下滑。这就要求用供给管理政策来取代需求管理政策。

    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成型，特别是商品市场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市场准入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未多元化。有学者统计，目前垄断行业约占我国G D P的40%，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给所有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待遇，从而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

    形成有效反映企业真实效率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地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运转效率提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但目前有部分价格却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示。如果价格体系合理化了，经济的运行效率才能真实显现，企业创新也会更活跃。

    提高结构转型效率

    供给管理政策将更加强调结构转型的问题。首先是动员型经济面临转型。张平说，在动员型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大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如内外失衡、过度投资。摆脱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探索新的增长动力，促使这种“一低一高”的非均衡赶超型增长机制向新的可持续增长机制转型，已势在必行。也就是说，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行为。

    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低效率问题应受到重视。张平说，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历史，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事实。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部门保持高就业份额。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时期，这个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维持在30%到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则显著下降。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

    二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实际上是经济逐步服务化的效率基础，表明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产率基础上的。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存在的问题在于，只是复制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外壳，但缺少效率支持，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演进，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选择应是劳动力和资本首先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

    社保网络量力而行

    实施供给管理政策还要处理好企业减负与社会保障问题之间的矛盾。对此张平建议，适当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他说，我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高投资，而高投资的基础就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测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平均超过了15%，但是这个数字近几年在下降，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也在上升。同样的，应通过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降低教育医疗费用，改革户籍制度等方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活力重现。

    张平还说，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以后才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有些政府因为要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负债过度，国家风险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追求社会保障的赶超，许诺过高，不仅损害经济增长，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不稳定。

    我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们对国家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以及不断提高福利水平有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特别是老龄化冲击日益临近，以上愿望越来越迫切。

    “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应该是覆盖面广且享受标准不能高。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建设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标准过高，相互攀比。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破坏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空间拓展，而且加大了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扭曲政府行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应统一标准，量力而行。”张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