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最后一道门槛是户籍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建立多元资金保障体制等六大方面任务,而在这六大任务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户籍改革已经成为破解新型城镇化推进困局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所谓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了哪里?在业界看来,这种“新”不是说一种新的背景、新的形势或者说新的方法,而是新的制度,它体现在城镇化的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虽然每年有上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在不少城市中,尤其是大型、超大型城市,“农民”依然是近半数进城人口不可抹去的身份标签,哪怕是在“农民”后面加上一个“工人”的标签,也改变不了他们只能为城市做贡献,却不能享受城市发展福利的命运。
产业带来人口,人口带来消费,消费推动城镇化。话虽如此,但在旧的城镇化模式中,产业带来了人口,但人口集聚却没有带来消费,这也是造成中国当前城镇化进程困局的主要原因。归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进城人口没有消费欲望,相反,按照经济规律,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他们只要手里有钱,要比富人更愿意花钱,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愿意消费,或者说没有能力消费。
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指出,所谓“消费需求”,不仅需要有购买意愿,还需要有购买能力,而要想让进城的农民提高购买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可以像真正的“城里人”一样获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的福利,让他们可以后顾无忧的消费,而户籍正是阻碍进城农民获得这些福利的最后一道门槛,迈过了这一道门槛,用精细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的农民获得城市文明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孙春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