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人均成本13万 实现同城化待遇是当务之急(2)

　　从这次的报告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它列举了中东西部地区人口转移的公共成本，东部地区是17.6万，中部地区是10.4万，西部地区是10.6万，怎么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所反映出的问题？

　　张车伟表示，我们国家的地区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东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公共服务水平也比较高，社会保障程度也比较高，所以这些地区的投入相对更多一点，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张车伟认为这些数据是合理的测算，确实也反映了现实的情况。

　　按照测算，每年解决2500万人的城镇化，每年需要投入6500亿元。这些资金如何安排比较合适？目前我们每年的相关资金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

　　张车伟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专门为农民工进城所做的财政预算安排，所以6500亿这个概念也是对我们国家今后在农民工进城方面，政府如何加大投入所做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讲，它的负担并不是特别大。我们国家现在整个政府的预算性收入，一年大概是十几万亿，去年大概达到12万亿，6500亿占我们整个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的比例大概不到6%，实际上是比较低的。从资金的筹集来讲，并不需要政府特别花费很大的精力。

　　张车伟认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有序地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从政策的角度，从改革的角度来说，这才是关键。比如说我们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些制度障碍还没有消除，比如说我们户籍制度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现在这些进城的农民工还没有完全得到和同城居民一样的待遇。尤其是在一些特大城市，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让农民工进入到城市的一些路径、方法和步骤。总体来说，我们的钱不是问题，更多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和我们政策的设立。

　　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的结构，让农村人口能够方便地在城市里落户？张车伟表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实行农民工的待遇或者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就是同城化的均等化。我们不可能要求进到一个西部小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到和进入到北京的农民工一样的待遇，但进到北京的农民工应该享受和北京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这是合理的要求。对进入到中小城市的农民工来讲，他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或者是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也是合理的要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就应该有不同政策的设立。特大型城市、人口压力大的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它们的做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上海实行的积分入户，这都是一些探索。不同的地方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探索适合当地不同情况的农民工进城或者是市民化的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