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认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良好

    和几年前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正在显著放慢，一些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由此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疑问。然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并非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陷入“中年危机”，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速。通过优化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新兴市场国家有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吉姆·奥尼尔（“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

    丹尼尔·格洛斯（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俄罗斯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

    保罗·罗贝尔（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安德烈·苏亚雷斯（巴西巴中企业家委员会协调员）

    刘利刚（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全德健（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遭遇“中年危机”？

    ——全球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支持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消退，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分化

    朱民：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显著放慢，这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因为在当今全球经济活动中，这些经济体占到一半之多。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目前正趋于稳定，但不要期望它们的增长率能很快反弹到过去10年的高水平。我们预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今年将小幅上升至5.1%，中期内将升到5.4%。

    新兴市场国家“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支持经济增长的几个有利因素正在消退。第一，过去两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持了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率已从长达10年的两位数下降到7.7%的平均水平。第二，资源丰富国家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已结束。第三，从历史标准看，极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已开始消失，全球利率在上升。第四，过去两年，国际贸易在总产出中所占比例已下降，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比例会出现显著逆转、再回到过去10年的上升趋势。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降低对投资的依赖，这种经济再平衡过程将对许多国家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我们欢迎中国经济增长的小幅减缓，因为中国当前的过高投资水平不可持续。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在今后3到5年内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几个百分点，这一做法是正确的。此外，在可预见的将来，金融市场可能波动不定，主要因为非常规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有序退出面临着多重艰巨任务。

    丹尼尔·格洛斯：并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陷入了“中年危机”，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可能会面临分化：一些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直接导致其经济的脆弱性，但另一些国家拥有健全的宏观经济、财政和政策基础，并正在积极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保持经济增长动力。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依然保持强劲。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对新兴市场国家持乐观态度。

    新兴市场国家“遇冷”，从外部来看，是因为危机爆发后，转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在降低存款利率、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但随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恢复动能，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国际资金螺旋式回流的考验，经济发展持续遭遇阻力。从内部来看，经济结构失衡、教育科研投入的不持续以及国内政府管理质量不高等导致国家无法从经济萧条中反弹。此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依然存在着广泛的市场管制和垄断。当出口下滑时，它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计划，这不仅无益于经济增长，反而造成投资过度与资产泡沫，让整个经济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不过，对于实施资本管控的国家来说，国际流动性的注入与撤离不会对其形成太大影响。从另一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加。

    全德健：目前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严重，黄金、日元等传统避险资产受到追捧。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较小，一部分资金将流向发达国家。中国的资本项目受管制，“热钱”不能自由进出中国金融市场，因此中国股市受到本轮资本流出的冲击相对较小。

    汇率方面，今年美元持续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金砖国家面对很大挑战。过去几年，大量资金的涌入带动了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资金“退潮”时，金砖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试图通过加息来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但加息等货币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一些国家在加息之后货币仍然贬值。有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加息—借贷成本提高—经济下行—资本流出”的恶性循环。想要留住国内国外的资金，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打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不能完全依赖货币政策。

    徐奇渊：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以来对资金流入过于依赖，这时候它们的货币汇率、金融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遭遇的这种危机既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周期性有关，又与其国内经济、金融结构问题相联系。要改变这种情况，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需要致力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同时也需要注重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

    新兴市场经济“遇冷”，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一，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出现明显贬值，其出口成本相对于中国就有明显下降，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人民币汇率也可能间接承受到一些压力。其二，由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资金流出、金融市场风险上升，而中国同样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风险担忧情绪也会上升。因此，中国也有可能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

    “金砖”成色未减

    ——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已超过欧元区，在未来两年很有可能超过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仍具有战略重要性

    吉姆·奥尼尔：今年以来，财经媒体上充斥着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蔓延的报道和评论，有观点认为，曾经的金砖五国中已经有三个归到了“易碎五国”（Fragile Five or shortly BIITS，为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国名首字母缩写）中。我认为，这些评论太离谱了。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已经广泛“危机”。的确，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遭遇显著金融动荡——特别是阿根廷、泰国、乌克兰和土耳其，但并非所有经济体的市场都动荡。

    经验丰富而且善于分析的市场观察家发现，今年初的问题不在于新兴市场国家，而是美国市场的表现让人失望。虽然许多人相信美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复苏，但其股市表现不佳。日本和欧洲的股市也令人失望。有意思的是，许多欧洲外围国家的股市出现上涨。

    我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已有12年，尽管这些国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一些人似乎还不理解“金砖”的概念。要成为金砖国家，其GDP已经或在将来20年，有明显的潜力占到全球的3%以上。今天，中国作为一个规模为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已占到全球GDP约13%，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加在一起还要大。巴西和俄罗斯的GDP略高于全球的3%，印度略低于3%，但显然有潜力增大，我预计到2050年印度GDP会接近全球的10%。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已超过欧元区，在未来两年很有可能超过美国，因此没有理由怀疑“金砖”的成色。就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新兴市场国家仍具有战略重要性。就重要性而言，下一组国家是“新钻11国”（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它们是金砖国家之后，人口最多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其中，韩国、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尼日利亚的经济分量更大。我预计，2011—2020年间，上述5国加上金砖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会是美国和欧盟总量的两倍。

    丹尼尔·格洛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从危机中复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出现增长曙光，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将重新担任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见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为经济提供持续增长动力的产业目前还尚未形成。

    对于金砖国家来说，随着国际流动性的回撤，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必将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经常账户与财政的巨额赤字。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率下滑，通胀率有所上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影响金砖国家的经济活力。首先，资本的国际性流动目前看来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致命，相关国家政府对其也有预期，能做出相应的快速反应。其次，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良好，快速增长的经济能为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提供支持。但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重视，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印度等今年将迎来大选，将会或多或少影响其国家经济的连续性。

    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易碎五国”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我认为，金砖国家的地位不会下降，因为当前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状况稳定，改革意愿强烈，而且金砖国家的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决定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各项国际经济指数中长期位居人后。

    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该作出提高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等变革，而对于金砖国家这个阶段已经到来。目前中国已经走在前头，尝试将经济从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并尝试扭转重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巴西则希望在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吸引公共和私人投资，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也准备修正各自的经济发展政策。每个国家可以定位经济改革中最为迫切的部分并优先实行，花最少的代价进行改革。

    近段时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涌现新秀，墨西哥等国的经济表现抢眼，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将促进国际经济复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需要合作，金砖国家内部也需要合作，才能寻找出让世界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的良方。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优秀代表，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并在各自的相应组织中起着主导地位。金砖国家还应该在各自的地区内与各国加强经济合作，这不仅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应对外部经济危机的能力，也可以借此推动金砖国家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合纵”，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将得到加强，有助于各方协调立场，在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保罗·罗贝尔：尽管新兴市场国家集体“遇冷”，但相对来讲中国受此影响较小，首先中国国内有着强大的消费内需，其次中国政府对市场有着相当强的把控力。目前“易碎五国”的概念只是暂时的，尽管巴西、南非和印度在某些程度上遭遇了一些问题，但受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影响，“金砖”的成色并未减弱，未来这些国家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吸引中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发展。金砖国家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大的参与力度。

    增长动力何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而不是一味地注入更多货币或提供财政刺激

    朱民：保持增长动力，必须建设强劲的经济，而不是一味地注入更多货币或提供财政刺激。例如，巴西应致力于实现长期以来的基本盈余目标；印度需重新开始降低政府债务和赤字，并实施供给方面的改革，以降低通胀，实现强劲增长；印尼应重新确立货币政策在提供“名义锚”（注：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指货币政策的目标规则，主要包括汇率目标、货币供应量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土耳其应提高储蓄率。

    为了跟上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对于许多依赖资本流动的国家而言，其当前的国内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另外一些国家的公司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政策形态和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供给方面的约束（包括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定的不足），抑制了亟须的投资。人口压力（包括老龄化） 以及紧张的产业关系也构成不利因素。

    改善需求管理是必要的，但仅靠需求管理不足以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政府还需推动生产率大幅增长，措施包括营造创新环境。尽管提高生产率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但研究显示，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来实施改革。例如，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需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技能并进行研发投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重点，包括克服基础设施瓶颈和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壁垒。低收入国家应侧重于加强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经济体制，更好地利用农业以及改善基本教育和基础设施。

    丹尼尔·格洛斯：最主要的是优化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新兴市场国家还必须考虑到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克服技术创新不足以及高额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制约。研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或工艺，积极寻找新的市场，保持出口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就是“改革”，中国已经开始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巴西需要适当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计划，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等领域的投入，并加强社会管理；俄罗斯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此外还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印度国内居民储蓄率以及教育、科研等是阻碍其经济增长的短板，要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安德烈·苏亚雷斯：新兴市场国家要找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做好相关的宏观经济规划。国家之间也需展开相关合作，“抱团取暖”。金砖国家正在探讨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的事宜，该银行的建立也将有利于金砖国家内部进一步合作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刘利刚：有人担心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会造成世界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央行仍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充足。金砖国家中，印度和巴西经济堪忧。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印度股票，一旦外国投资者撤出，印度的股市和汇市会受到很大冲击。过去几年，巴西经济一直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巴西经济会受到影响。相对来说，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经济最稳定、最被国际投资者看好的国家。

    徐奇渊：如果分别将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看作一个整体，一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市场都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要实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南南合作，即新兴市场国家间进行贸易和金融合作，但是多边框架的合作通常有协调难度，因此往往进展缓慢。二是注重中国作用。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可以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在供给端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增速。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基础设施发展的严重滞后。而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资金来源。

    目前的一些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新兴经济债权提供的融资，相比于需求只是杯水车薪。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经验、资金提供方面都很有优势；同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大量过剩产能也需要对外转移。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或者多边平台，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输出劳动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将中国和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本报记者吴成良、吴刚、李宁、吴乐珺、谢亚宏、王海林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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