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刺激”到“深改革”：宏观调控模式亟待创新

　　□权衡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和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也随之出现，比如对经济形势“软着陆”、“硬着陆”的判断，对宏观经济政策指向的“微刺激”、“强刺激”的分析。笔者认为，针对经济增长呈现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当务之急是改革创新宏观调控的理念、思路和方式。

　　“微刺激”、“强刺激”还是“深改革”

　　上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7.4%，相较2013年四季度7.7%的增长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也是2009年来同季的最低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工业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回落，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的PPI在3月同比下降2.3%，跌幅进一步扩大，连续25个月负增长，显示去产能压力仍然较大；外贸出口同比下降。从央行公布的3月货币供应增速数据来看，截至3月底，中国广义M2货币供应增加12.1%，低于13%的经济学家中位预测，也不及13.3%的2月增幅，信贷放缓暗示经济减速。一季度数据证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几乎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同时，国务院在部署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确定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政策措施时特别指出“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系列政策信号迅速被解读为中国又开始启动新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境外一些著名智库和媒体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低调地实施经济刺激新计划”。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究竟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确保经济短期增长，还是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促进转型，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宏观调控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笔者看来，中国宏观调控的模式亟待改革和创新，这不仅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首先，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的后遗症日渐明显，老的调控理念和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一是老的调控方式是一种增长导向型的调控，容易造成更多的经济波动和更短的波动周期，往往越是调控经济，增长波动性越强，所谓多年来形成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调就收，一收就死”的调控怪圈，其背后就是“唯GDP的调控思维”。二是老的调控方式实际上带来很多失误和后遗症，例如现存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行业的风险等，这些问题与风险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其初始原因就是不恰当的宏观调控方式；尤其是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原有的货币发行思路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不一致，即现有的货币发行实际上已经无法形成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率；而微观层面上，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框架下，企业投资预期利润率与银行利息率不匹配，即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微观投资意愿严重不足，这可能是目前宏观调控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三是老的宏观调控更多注重政策性调节，忽视深化改革，甚至以宏观调控代替深化改革，造成政府职能转型缓慢，行政性审批制度改革和负面清单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

　　其次，全球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有了新变化和新趋势，客观上要求改革和创新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从短期来看，2014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时退出，势必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的再平衡，受其影响，欧洲和日本可能会有所动作，这些变量和不确定性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新兴市场和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中国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必须对应全球经济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改变做出及时调整；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运行和贸易规则正面临重构和重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强调贸易和货物流动的便利化，现在强调投资便利化，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为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平竞争、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和投资便利化创造条件。同时全球经济市场和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重构，都要求宏观调控更加突出市场化以及贸易更加便利化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新需求也需要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下，经济增长是稳定的，而不是过去大起大落的超常规增长；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而不是仅仅依靠政策变量刺激产生的，有着大量后遗症的增长；是一个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追求GDP、盲目扩张的增长；是一个更强调经济增长效率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体现增长率的增长；是一个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付出巨大生态代价、低效率使用资源能源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把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首要任务，而非简单以增长优先为导向和目标。

　　必须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内生性增长新目标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说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增长速度下降、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升级困难、技术创新缓慢、社会矛盾激化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源泉与动力枯竭，导致增速放缓；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扩大，使得经济社会系统长时期缺乏动力，尤其缺乏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进而引发系统性矛盾。

　　就中国发展而言，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速放慢，以及二者交织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新矛盾。未来8-10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一旦跨越成功，中国会顺利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此，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必须把重点放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宏观调控必须通过推动包容性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分享型的经济发展和真正的增长奇迹。经济学关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两大基本命题，只有处理好二者关系，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即社会福利最大化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前一个时期的高增长已经在速度上创造了奇迹，接下来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公平与分享。顺应这个需要，政府调控的目标应从效率增长转向公平型发展，通过营造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的氛围，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

　　第二，宏观调控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增长主要依靠发挥比较优势，充分运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借助廉价的要素价格实现了廉价的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发展，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放权让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挖掘要素红利，实现经济低成本的快速扩张。但是到了今天，随着资源和要素比较优势衰减，特别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增长的廉价时代即将告别，需要有新的增长方式和新的动力源泉。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要素生产率即TFP的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实现内生性增长。因此，宏观调控接下来的重点应放在培育创新主体、营造创新环境、激化创新活力、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等方面，而非直接刺激或者干预经济增长本身。

　　走向供给管理和长期均衡增长的新理念

　　参考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问题和新要求，宏观调控不仅要方式创新，理念和思路也必须改变和调整。在笔者看来，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必须走向供给管理和长期均衡增长的新理念。

　　我国的宏观调控基本上遵循的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路和范式。凯恩斯主张通过短期的强刺激计划，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问题。多次危机后，各国的短期刺激计划和需求管理政策证明了凯恩斯的这一主张是有效的。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方式具有典型的反危机式的逆向调节特点，并且具有明显的需求分析和短期分析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