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基调不宜改变 减税减负大有可为

　　本报评论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信用风险事件却呈增多之势，而通胀则明显回落，一些人认为，面对这种情况政策需要作出大的改变，货币政策应该从定向放松走向全面放松。

　　4月份以来，决策层“向结构调整要动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以大规模的“放水”来应对经济减速。这种政策思路是契合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的，不应该轻易改变。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经济下滑和物价下降就应施刺激之策的传统理论和传统做法不再适用。“前期政策消化期”意味着我们面临去杠杆、去泡沫的压力，前期刺激政策堆积的风险需要有序释放，如果不顾这一事实，再次实行刺激政策，将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

　　当前一些企业确实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些经营冒进或从事投机业务的企业甚至出现了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的情况，地区性金融风险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事实。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前期经济虚火较旺时留下的后遗症，难以通过“放水”来解决，也不应该通过“放水”来解决。

　　今年初以来，货币市场利率呈缓慢走跌之势，说明当前市场流动性并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余额宝等金融创新抬高资金供给成本，导致企业融资贵的说法难以成立。融资贵主要来自需求方面，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的地方平台和能承受高息的房地产业争夺资金。目前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畸形色彩明显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有政府担保的平台和房地产，另一元则是没有担保的制造和服务企业。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眼光必须从金融市场移开，去剖析它背后的经济根源，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消除房价泡沫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再来一次大水漫灌只能是缘木求鱼。

　　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政策，调结构的效果并不好。资金如水，逐利而流，在前期定向降准中，资金最终是否如预期般流入“三农”就值得怀疑，如不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放水”也解决不了实体企业融资贵问题，除非不计代价，将货币总阀门开得特别大，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还应注意的是，降准与货币放松是两个不同概念，不应混淆。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创造主渠道的情况下，准备金率的调整主要是因应外汇占款的变动，而不一定具有货币政策方向的含义。因此，未来如果因为外汇占款减少而全面降准，也不能解读为货币政策放松。但因为准备金政策在中国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央行也应该谨慎使用。（下转A2版）

　　（上接A1版）稳增长要避免货币政策过于僵硬死板，可以进行微调，但目前还远不到政策基本立场发生转变的时候。相对而言，财政政策在增收节支方面操作空间更大一些，并且可以尽快实行。节能环保、医疗卫生、教育、公共设施等领域可以增加支出，同时减收也可有所作为，特别是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实现促需求和调结构双重目的。

　　要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特别要纠正一些行业营改增试点后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要增加企业可抵扣的项目，让减税落到实处，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得到切实好处，从而增强投资信心，为稳增长增添动力。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11年上调到3500元以后，已近3年没有进行调整。在通货膨胀和名义收入上升的情况下，不变的起征点和税率相当于实际税率不断提高，因此，仅这个原因个税也应做调整了。调整个税既可以激活消费信心，为稳增长出力，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目前就是调整个税起征点和税率的较好时机，很多人建议将起征点定在1万元，这是完全可行的。目前个税占税收总收入约7%～8%，减税之后对预算不会造成决定性影响，其中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削减政府性开支来抵消。

　　其他税种值得优化的地方也很多。例如，目前股息红利税持股一个月以内、一个月至一年、一年以上的税率分别是20%、10%、5%，可以分别降为15%、5%、0%。中国没有股票利得税，无法得到税收抵免，亏损也得纳税，而近年来股市持续低迷，投资者亏损比例极高，降低股息红利税既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投资者的入市信心，实属多赢之举。

　　部分“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也应大幅削减。近年随着境外旅游和海外代购的兴起，一部分消费流向了境外市场，高额的关税和消费税既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又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交易成本，削减相关税率可以直接增进居民福利，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

　　上述微调措施既不会对整个国家税收总收入造成太大影响，改变财政政策基调，又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增强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对经济增长还能起到间接拉动作用，在目前经济形势和约束条件下，应加紧研究和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