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合”京津冀 “地区竞争模式”成难点(3)

　　“京津冀地区存在大量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二元经济结构。”李义平表示，京津冀地区由于户籍制度没放开、民营经济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长三角、珠三角困难。虽然北京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但难以流到周边，对周边经济辐射小。

　　此外，从历史上看，京津冀地区缺少市场经济因素，官本位思想严重，发展市场经济的愿意不强烈。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京津冀地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国企改革，引进三资企业。”李义平表示，如果发展市场经济的氛围浓厚，市场自然会自发进行区域经济组合；要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区域之间消除地方保护；还可借助外力，如南方民营企业、资本的北上、外资外企引入，借助力量形成产业之间内在联系，冲破行政壁垒；政府要定位于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市场经济气氛，退出直接投资和直接干预。

　　陈秀山认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相比，本身市场化程度高，外资、民营企业集中，市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他表示，北京是首都，具有特殊性，绝对行政力量主导；天津、河北地区市场发展情况及整个市场开放情况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有滞后性。

　　“首先要承认的是，京津冀地区整体实力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产业链条上，总体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上游区间，北京的科技高地优势，无法有效地转化成为本地的生产力，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科技转换率要大幅高于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继续按照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追赶甚至是超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亟需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符合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革命加速推进总体趋势的发展道路，有别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纺织、玩具等实现初期积累的模式。”李贺明表示，虽然京津冀地区人才总体规模要远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北京。同时，由于缺乏产业集群的支撑，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发挥应有的辐射优势和带动作用，这就需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优先开始人才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人才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

　　“京津冀的区域合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驱动，起步就是创新驱动，这是与长三角、珠三角有本质鲜明区别的地方。”中关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提出建设京津冀大数据走廊，而现在处在大数据时代，京津冀的创新必须靠大数据来驱动。”

　　一体化路径

　　京津冀到底该如何“捏合”？目前来看，三地政府、尤其是企业还在观望，都知道是大势所趋，但对于企业而言，他们需要知道商机在哪？更需要警惕危机在哪？

　　众人皆在期盼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出台。

　　“从立法的角度正在研讨利益税收的分配。”上述河北商务厅的处长透露出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进程，“这需要国家出台政策。例如，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有许多民营企业把总部搬到北京，对地方也不公平。从一体化角度来讲，看中央如何构建大的财政体系，通过转移支付，优惠政策一体化等解决问题。”

　　“首都经济圈规划6月份之前出不来，需要一个过程。至于草案是否已经拟定，不能说。”规划制定参与者，北京大学秘书长、北大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打起了太极。

　　不过，已有相关部门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率先动了起来。

　　日前，海关总署公布《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宣布今年7月1日开始，相关改革率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启动实施；10月份前后，扩大至石家庄海关，实现在京津冀海关全面推开。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2014年初，民航华北局制定了《京津冀民航运输协同发展实施方案(草案)》，以求推动京津冀民航运输协同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省市要协同发展。协同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有规则有序竞争，有竞争才能激发活力，但不是恶性竞争。第二方面是合作。这两方面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内涵。这一前提下，招商引资要根据各自功能定位、产业定位去选择招商。不能无条件接收。否则不符合协同发展要求。”杨开忠如是强调一体化的内涵与规则。

　　“一体化最主要的是推进统一市场，推进相互衔接一体式高效的交通建设，增强相互交流支撑能力。如果达到后，能使产业形成合理分工。”杨开忠认为，这一过程中要涉及土地，毕竟土地是发展中要涉及立足之地。土地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目前来说，要实现建设统一城乡发展，必须建设统一市场，土地产权要真正赋予农民。宅基地等拥有相应的支配权力。否则统一市场无法建立起来。但是会对土地财政形成压力。

　　“一些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规划出不出台意义都不大。”赵弘表示，我国以前也出台过很多区域规划，但这些规划大多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最后不了了之。与此同时，规划太多，资源有限，如果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战略，没有战略，目前京津冀发展的难题，能不能在规划中解决，是关键。

　　“这个区域能不能形成一套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和架构，至关重要。因为京津冀区域主体多元，两个直辖市，一个省级单位，在北京市内部，还有中央单位，国务院单位，军委单位，以及他们各自下属的事业单位，如此多的机构占据着资源的绝大部分份额，如果不能得到中央各个部门的有效配合、协调，那么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实施，都将面临极大困难，如果未来的发展不能解决领导体制，实际上规划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赵弘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定要承认市场经济，否则可能付出惨痛的教训，如北京朝阳区四大工业基地当时曾经在全国很有地位，但转移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几乎没有，因为人才都没有随企业迁出去，企业就一蹶不振。”

　　改革发动机

　　京津冀的推动必然搞活当地土地市场，但京津冀的整合不能全靠房地产。这就需要寻找整合的利益动机。京津冀一体化改革进程本身，也是深化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2013底，我在保定涿州买了一套房子，当时只要四五千元/平方米，现在涨到七八千元了。”家在北京的李先生颇为此举得意，“我看到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机会，涿州就在北京南六环外，房价一定会涨起来的。”

　　“今年保定副中心炒作最猛的时候，我刚好要买房子，结果当时看的房子，第二天早上房东就要求涨500元/平方米，说如果不买，晚上还涨500元。”王冰回想起那段楼疯，记忆犹新。

　　据记者了解，当时保定的房价一路猛涨，由四五千元迅速涨至七八千元，现在房价跌下来，一些人要求开发商退房，结果开发商不肯，那些没达成退房要求的买主，就去告开发商权证不齐，违规卖房。

　　京津冀一体化上升至国家战略，不少商家和民众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也出现了一些过度炒作的迹象，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更多专家还是认为，与一些所谓的负面影响相比，京津冀一体化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京津冀一体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一体化和融合，而是为了实现快速崛起和发展。”李贺明表示，“京津冀三地要在党中央的总体规划框架下，大力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通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继续深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将京津冀地区的融合发展，提升到引领改革开放的小岗村、践行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开发深圳一样的高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先行先试，带动全国，成为我国从工业化后期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进入初级发达国家的时代领军地区。”

　　“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在谈自由贸易区，没有理由在一国之内，还有如此多的一体化阻碍性因素。”在李贺明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符合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是和上海自贸区一样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随着改革推进 对利益关系触及越来越深，而京津冀一体化也势必会触及当前利益的固有藩篱，这就更需要京津冀三地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想，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未来的发展，与中央一道，同心携手大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