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求突破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新华网郑州7月4日电(记者任珂 杜宇)在河南省中牟县官渡镇冉庄村，李永强除了种地，还有一个兼职工作——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网点的管理员。

　　李永强只是信用社与村民的中介。他先把村民的现金存到自己账户上，然后立即转账到村民的户头上，随后村民在一张流水单上签字或盖手印。一段时间后，李永强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与信用社结算。

　　当城市的企业和居民享受着金融服务的便利时，如何让金融成为服务和支持农村发展的有力工具，突破“最后一公里”让金融在农村落地，需要像冉庄村那样的创新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认为，中国的农村金融仍是一个待发展的大市场。金融服务在农村的普及，也是让城乡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品。

　　然而在中国辽阔的农村地区，村与镇之间往往相隔十几公里，村民们取现存钱很不容易，在山区尤其明显。遍布金融机构网点不现实，只能依靠一些新点子。

　　在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长兴村，也有一种不同于城市的金融服务网点，甚至比冉庄村更简陋。在该村的红运超市，柜台上摆了转账电话和POS机，连电脑都没有。村民可在这里刷卡取钱，每笔不能超过1000元。这些取现都不需要手续费。现金由小超市先垫付，之后超市再到银行取现。

　　这个超市取现网点已经开业一年多。店主王院红说，最近的银行网店开车要20分钟。出村去取钱，耗时间，还要花车费，设立这个网点很有必要。

　　近年来，依靠推广银行卡、转账电话和POS机等工具，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享受到了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据中国银监会统计，全国已实现了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24个省份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全覆盖。

　　在基础金融服务逐渐普及的同时，农户也能更加容易地获得小额贷款。河南省中牟县姚家镇的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成立于2005年的这家合作社，现有367户，年产将近500万斤草莓。每个农户申请贷款时，三年内的收入要经过合作社盖章，然后作为提供给信用社申请贷款的资料。贷款手续也简化了很多，以前一个月才到账的几万元贷款，现在当天就能拿到。

　　据合作社社长李峰介绍，合作社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平台作用，大家抱团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也能增强农户们的信用和还款能力，信用社也更愿意放贷。现在合作社已共贷款900多万元。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如生产规模小，贷款规模也小，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与城镇工商业不一样，尤其在小农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郑风田认为，中国农村应该采取这种合作金融模式，更好地发挥农业组织的作用。

　　银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21.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万亿，比上年同期多增13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6%，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3.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在向国务院督查组提供的汇报材料里说，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比大型商业银行低2个、5.5个和6个百分点。对资产规模小、涉农贷款比例高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再降1个百分点。

　　然而贷款难的问题仍然普遍。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小额贷款比以前容易多了，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和对扩大规模的需要，这点钱是杯水车薪。由于农村产权、土地、房屋和林权等无法抵押，农民贷款难度仍然较大，贷款额度也非常有限。

　　湖北闽湖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对此深有感触。去年他贷款300万元，虽然能拿到比较低的利率，但由于缺乏可抵押物，厂房没有产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无法抵押，只能求助于担保公司。这样一来，贷款利率高达13%。

　　农村抵押贷款已逐渐在许多地区试点实施，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县域经济领域金融业的存贷比普遍偏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有的甚至不到40%。截至今年5月底，湖北省红安县存贷比只有32%，而河南省中牟县存贷比也只有49%。农民的许多存款并没有用来发展农村经济，而是流向了中心城市。

　　为了更好地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人民银行连续在4月和6月实施“定向降准”，其中6月的“定向降准”覆盖了大约2／3的城市商业银行、80%的非县城农村商业银行和90%的非县城农村合作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