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调查发力 外企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中国对商业领域的反垄断调查在逐渐发力。继微软、高通等IT巨头之后，奔驰、宝马、奥迪也纷纷受到突击调查。这让不少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时间草木皆兵。

　　8月13日，中国欧盟商会也针对当前的反垄断调查发布声明，表示对调查过程的透明性和外资企业是否受到不平等待遇提出关切。此前，美国商会、欧盟商会和日本商会发布的信息显示，会员企业在华投资意愿出现下滑，投资回报也不复当初。

　　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外企在华的四个节点

　　如果这算作外资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一次危机，那么回溯过往，这并不是外企在中国的第一次危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认为，改革开放至今，外企在中国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节点。

　　第一个节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外企刚刚进入中国之际，当时对外企的质疑在于：引入外资企业，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

　　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2008年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回忆，1978年10月，通用集团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领17人的代表团来华洽谈，希望与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中方的代表团颇有顾虑：是否可以与资本家合资经营？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做出批示：轿车项目可以搞中外合资，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允许外资通过合资，或者通过技术转让和采购，把一大批中国企业纳入其产业链，并进而进入全球网络。在质疑声中，松下、波音飞机、可口可乐、IBM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走入了中国市场。

　　国务院1986年明确提出鼓励外资，政府公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商企业实行更为灵活优惠的政策，对外开放推进了一大步。

　　第二个节点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质疑声来自对“引进外资越多，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否将越大”的担忧。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的谈话里提出，衡量是否应该继续引入外资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个节点在2001年，彼时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入世，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认为入世是引狼入室，彼时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很多领域并不具备与外企同台竞争的能力，放开市场之后，中国的电信业、汽车业、银行业、证券业、零售业由于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很多限制，本土企业会在外企的挤压之下面临威胁。最终，入世成了中国的选择，全国一共修改了2300个中央法规、19000个地方法规，以跟国际接轨。

　　这三个节点上，外界对外资企业的质疑声和担忧均被中国吸引外资的实际行动所打破。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发改委针对部分外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再次引发了部分外资企业不安。在王志乐看来，当前是外企在中国经历的第四个节点。

　　王志乐说，近年来国内对外企的担忧，一方面在于外企对本土市场的占领，比如国内食用油严重依赖国际食用油加工企业，汽车电子市场的份额也绝大多数被国外汽车电子厂商掌控；一方面在外企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前几年汇源、娃哈哈被外资企业并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之前通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外资企业不再享受税收优惠。2010年国务院9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利用外资的基本国策，提出鼓励外资并购，参与中国企业改组和改造。

　　王志乐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就业、创造税收、促进中国经济成长，是经济发展的一架发动机。同时，它帮助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业制度，催化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

　　在王志乐看来，外企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人们都已经看到了，而其他两个却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中国和别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以，中国引进外资不光是利用其资金和技术，而且要通过引进外资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产业形成，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人的观点更新。

　　变化正在发生

　　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关雪凌看来，外资企业在中国，意味着中国成为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其作用也是双刃剑。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而有可能实现产业升级；但如果东道国只获得价值链上一小部分增加值的话，那么，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风险还是要高度警惕的，毕竟技术传播和产业转移都不会自动发生。

　　关雪凌分析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的确带动中国快速参与全球分工，给中国带来初始繁荣。当年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企业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以市场换技术”。但今天的现实是，国内相关产业的很大一部分市场给了外资企业，但技术获得是有限的，甚至有些外企实行技术封锁。近些年来，中国本土企业成长很快，一方面与外资企业“干中学”，另一方面加快自主研发。因此，未来产业格局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中国本土企业，同时有选择、有策略地与外资企业展开合作，使外资企业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具备大量的创新技术的企业、最大规模的工程师队伍，初步形成竞争力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他们必须成为下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

　　关雪凌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是以外资企业为主要力量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没有！相反，一些富饶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是外企取代了本国企业，如果中国下一轮产业改革中民族企业缺席，那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雪凌同时认为，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的确是在悄然发生变化。相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依然宽松，同时对中国本土崛起的跨国公司扶持力量不足。她说：“很多中国的跨国公司选择了境外上市，限于中国外汇在资本账户上的管制，百姓无法投资这些优质的企业，要知道这些企业是在中国孕育、在中国的市场上培养壮大的，凝结了中国创造，代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但我们却无法分享他们的经营成果，这是一种政策错配。”

　　不过，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对很多传统产业而言，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目前还没有哪个市场能替代中国，预计到2020年，我们每年在中国的业务仍然会以3%的速度增长。”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麦安哲今年6月来华时表示。

　　与此同时，很多外资企业正不断新设和扩大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今年3月，壳牌全球第三个润滑油和油品研发中心落户上海；江森自控在决定扩张余热回收业务之际，就把该业务的全球研发中心设在了中国；通用电气公司GE更是在14年前就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令其成为GE全球五大研发中心之一。

　　中国的巨大市场成为外资企业来中国的最大动机。中国在廉价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日渐褪色，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集群已经出现。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对外资企业而言依然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原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性价比很高，已经具备了产业集群优势。”王志乐表示。

　　在王志乐看来，未来中国的继续发展依然需要外资企业发挥三个作用，虽然方向有所调整：首先，在经济转型、技术创新领域，需要外资企业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持；另外，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进一步发育，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程度仍需加深，这就需要外资企业进一步发挥催化作用；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恰好成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支持，因为外资企业和中国的利益捆绑，成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砝码。孙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