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1953年生于法国特鲁瓦的梯若尔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8年诞生以来已经有46年历史，从1969年至2014年颁发的46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75位获奖者享此殊荣，却没有一位获奖者是中国人。
　　记得10年前的2004年我国也有过一次经济学奖的评选，命名为“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有国内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奖褒以美誉，称此奖为“中国的经济诺贝尔奖”，但也有学界人士和媒体评论家对那次评奖提出质疑。当时的大致评价是：暮气太重（4泰斗获奖时平均年龄超过85岁），官气太重，学术落伍，放之四海而不准。
　　笔者认为，应该评选中国经济学奖，但这类评奖需要在体制上、机制上动大手术。如果真的能够“推荐与评选参照诺贝尔奖进行”，获奖者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近。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奖在“首届”之后再无二届。
　　笔者以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群体是值得全球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的。理由很简单，他们的研究领域不管是宏观经济、中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有着共同点：研究的课题富有个性而又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高屋建瓴却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扣住时代的脉搏却又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他们的理论往往“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状态，带有广泛的指导性。
　　比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他的基本理论是：许多产业被少数大公司占据，甚至被单个公司垄断。在不加调控的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将产生不良的社会结果——物价会变得比基于成本设定的物价要高，生产力低下的企业能通过阻碍生产力高的新公司进入市场而生存下来。让·梯若尔的这一理论提醒制定政策的决策部门，应该科学处理并购和企业联合。他提出了一个设计这种政策的总体框架，提出了最佳的调控方式或竞争政策，可以谨慎地适应每一个产业的具体情况。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如果采用让·梯若尔的理论，至少可以避免几个司局级干部可以推高全国的药价以及层出不穷的类似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
　　2005年，让·梯若尔曾回答过中国媒体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却不涨，这是为啥？”让·梯若尔回答得十分简洁：1.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还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担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报；2.国有股存在缺陷，股东得不到红利；3.国有企业和银行关系密切，银行自身不是很强大，不是贷款给好的借款者，而是贷款给不良借款者。
　　中国的股市证实了让·梯若尔的判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一个共性，他们都远离官场，一心一意做学问。弗里德曼对时任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思想上、学术上的影响，是长期的、间接的影响，而不是政治与经济联姻的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但他并不像中国某些经济学家那样直接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
　　有人说，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取决于经济学家所在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没有得到认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没有得到世界认同。但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却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2008年受聘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此任曾有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这个预测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