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我建议增长目标下调至7%-7.5%(2)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我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阐述。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问题都很多。我们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