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消费禁令指向消费立法的普遍尴尬

□华西都市报评论员蒋璟璟
　　只有将“告知义务、交易自由、契约精神、自主选择”等确立为消费立法的主线，才能彻底规避“各种禁令”被各个击破的可能。
　　11月1日起，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该《办法》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记者调查发现，多地餐饮最低消费现象仍存在，收费换汤不换药。此外，部分餐厅还通过对包间大厅制定不同菜单，来变通应对禁设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在法规层面被否定，却无碍于现实中顽固生存。餐饮市场内，那些充斥着歧视、偏见和强制的行业条款，已然让经营者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它们习惯于藉此模式攫取利益，同时拒绝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于是，公众看到了，那些变通与投机取巧的伎俩，在各地餐馆里轮番上演。再一次，法律规则的沿革，似乎未曾让生活变得更好，却仅仅是转化成，一次次无聊的文字游戏而已。
　　新《办法》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此一表述虽言简意赅、指向明确，却颇有过于笼统、挂一漏万之憾。从某种意义上说，各个餐馆之所以能轻易迎合“新规”，就在于《办法》仅仅将“最低消费”等同于“直接的消费下限”，这无疑给了商家改换名头、见机行事的空间。在很多地方，餐馆虽然不再设立最低消费，但借由服务费、包间费、“指定菜单”等手段，还是无形间人为推高了顾客的消费成本。
　　“最低消费禁令”所遭遇的尴尬，实则折射了，消费者维权法规的普遍困境。一直以来，各种事无巨细的行政“禁令”，不仅没能改善消费者的权利状态，反倒让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变得更为隐匿。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恰是因为，诸多消费领域的立法，往往采取列举式（甚至是单一列举式）的行文方式。其导致的后果是，法条虽有针对最低消费、包间费、开瓶费等等的限制，却少有关于消费者权利和商家侵权认定的一般性、概括性阐述。
　　当我们缺乏一套周全的法律体系，来对商家各种经营行为作出对应评判，却只是试图将之套用到最低消费、包间费等具体禁令之中，注定收效甚微。理想状况下，消费领域立法首先要做的，并非是打击具体的欺客行径，而是对供求双方权责、市场伦理底线加以说明，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普遍适用的侵权界定和制裁标准——终究，只有将“告知义务、交易自由、契约精神、自主选择”等确立为消费立法的主线，才能彻底规避“各种禁令”被各个击破的可能。
　　捍卫消费者权益，一方面要在立法环节超越“有限列举”的局限，通过概括式表述、一般性确认，来对消费者主权和市场交易秩序，加以全方位保护；另一方面则要拓宽消费者自主维权的通道，这意味着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能够超越法条的形式所限，真正从“法律实质”角度出发，来看待和处置复杂的消费纠纷。（相关报道见11月2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