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追逃 他国协助可“分成”

　　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被红色通缉令通缉(资料图) 9月27日，在泰国配合下抓获经济犯罪嫌疑人庞某 （资料图）

　　自今年7月22日，公安部开始“猎狐2014”缉捕专项行动以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表示，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最主要的是引渡，其他三种替代手段：遣返、异地追诉、劝返。

　　引渡易受政治影响

　　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与38个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不过，国际引渡合作面临很多限制。

　　在没有引渡条约时，“我们可以援引多边公约来开展引渡合作。”黄风介绍，比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三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员，“这些公约里面也有引渡条款，中国可以援引国际公约的引渡条款开展合作。”但国际引渡合作，面临很多限制，比如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等等。

　　劝返更加高效

　　由于在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时，往往面临政治、司法等障碍，就产生了一些替代措施，主要有遣返、异地追诉等。专家称，引渡、遣返、异地追诉等形式，其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而且面临很多限制；相比之下，劝返则更加高效。

　　2007年8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星无期徒刑。胡星受贿金额高达4000多万，案发后外逃，却没有被判处死刑，这主要是因为，法庭认定胡星具有自首情节并有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胡星的自首情节，是因为其在外逃过程中接受了我国办案人员的劝返。胡星案发后潜逃新加坡。2007年2月17日，云南省公安机关专案组赶赴新加坡开展工作，在胡星居住的酒店咖啡厅与胡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说服其回国投案。最终胡星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劝说，自愿回国接受审判。

　　在黄风看来，“劝返”有一举三得的效果。对于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来说，劝返成功就意味着追逃目的已经实现；对于逃犯躲藏地国家来说，外国逃犯自愿回国接受审判，既有利于节省为开展国际合作或者国内法律程序而需花费的资源，又有利于本国的秩序和安全。

　　已发出160个红色通缉令

　　在海外追逃时，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要犯通报。要犯通报有多种，其中红色通缉令最接近于“国际逮捕令”。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中国籍嫌疑人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已有160个。

　　这些被通报的人员中，包括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等犯罪嫌疑人，也包括诈骗、贪污腐败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便名列其中。通缉令显示，程慕阳196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身高1.77米，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资产，构成贪污犯罪。隐匿、转移、收购或者充当代理人，卖出明知是通过犯罪所得的财物”。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程慕阳帮助程维高秘书李真转移赃款和勾结他人共同贪污国家资产535万元。2000年9月4日，程慕阳离港外逃前往加拿大，至今仍未被抓捕归案。

　　协助国可分享被没收资产

　　对于被没收资产的处置，分享是国际惯例。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都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在美国，分享被没收资产的比例取决于美国司法机构在执法合作中做出的“贡献”——重大协助分享比例为50%至80%，较大协助分享比例为40%至50%，提供便利分享比例通常在40%以下。

　　黄风介绍说，澳大利亚《犯罪收益追缴法》中有“资产分享”的规定，根据该法规，在帮助其他国家成功追缴资产后，澳方有权对被没收的资产实行分享。不过，澳大利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被没收资产的分享比例。黄风说，关于被没收资产的处置，中国此前没有分享机制，现在也在慢慢改变。“我国禁毒法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和外国分享被没收的资产。去年我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受益追缴和分享的协议。”

　　黄风强调，合作追赃，将考验中国的取证能力。“比如说，如果赃款是通过洗钱方式转移到国外，那么首先就要确认这些赃款是犯罪所得，而且是发生在中国的商业犯罪。这些材料需要中方提供。”黄风表示，如果不提供这些材料，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已经在澳大利亚购置了房产，按照澳大利亚法律做了房产登记，澳方就会认为这些资产是合法所得，就不能随便没收。只有中方提供证据，证明外逃嫌疑人购置房产的资金来源于违法犯罪行为，澳方才能采取法律措施。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