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待扩大有效投资以稳定增长

　　稳增长离不开投资拉动，更离不开有效投资拉动。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的大幅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速从危机前的30%左右回落至今年的12.5%；制造业投资增速从危机前的30%以上回落至13.8%；基建投资维持在22%的增速上下，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对基建投资扩张造成约束。如何探索新投资引擎，提高政府公共投资效率，对冲传统投资失速势头，扩大有效投资迫在眉睫。

　　首先，转动力，加大向创新领域投资力度。重视“硬投资”，但勿忘“软投资”。所谓“软投资”就是从基础研究、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软件方面入手，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制造业技术设备、创新基础设施等创新领域投资。首先要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创新型产业投资，这些创新型产业投资空间巨大。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出，2015年的增加值目标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2020年进一步升至GDP的20%，这就要求战略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高强度的投资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大制造业技术设备升级改造投资力度。我国的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比如2012年，我国38.5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的比例，从1995年的40%到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

　　第三，加大高新技术开发区资源配置力度，提升引领作用。应进一步强化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长株潭、苏南、合芜蚌七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试验区在创新驱动增长方面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并把比较成熟的体制机制经验向其他区域复制推广；推动社会资源优先向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倾斜性配置，扩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点的规模和速度。深入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加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浙江、江苏、上海等八个试点省市的创新强度尽快达到2.5%以上，在稳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

　　第四，补短板，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首先，要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加快民航及新一代空管系统、城际快速轨道网络、城市公共交通、油气管道及储气库、下一代信息技术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其次，正式启动“十三五”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预研，确定谋划一批关系到全局性和重点区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四大基地和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接续区：在中西部建立一批国家能源基地；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形成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高技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最后，可考虑前瞻性地制定“2030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一带一路”战略通道为统领，加快构建联通国内外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海运水运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形成互联互通的总体布局。

　　第五，惠民生，提高对公共服务产品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重大国计民生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存在明显不足。须从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入手，在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基础上，针对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环节，如城际交通、城市地下管网、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农业水利、农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中西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工程，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参与城市经营，更多研究国有设施和国有资产经营权的转让措施和办法，提高国有资产和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水平。

　　第六，重环保，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投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生态恶化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投资。应加快天然林保护区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投资，实现向低碳、资源有效利用的绿色经济转型；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加快大型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加快沿海省份核电的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循环经济工程。

　　第七，增效率，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提高投资效率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切实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落实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自主权，尽快出台企业投资核准办法；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要素公平交易，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大胆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尽快推出《特许经营法》，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具有一定收益的重大项目或工程建设和运营，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合理选择各种形式的股权投资合作模式，盘活社会大量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发行30至50年期长期金融债、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