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制造业谋划升级艰难“求生”(2)

　　两次痛失良机后，温州本身固有的一些劣势被暴露出来，甚至以前得以快速发展的优势反过来成为制约发展的劣势，最直观的则要数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商贸发达，温州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这些市场不是兴起于城镇中心，而是交通不便的水湾乡村。温州研究学者、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称之为“边区效应”：“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

　　时过境迁，温州的地理环境却成为限制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温州经信委为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全市工业用地出让仅3928亩，完成率近49%，离8000亩的年度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省国土厅对低效用地再开发还没有实质性的操作方案，一批重大项目因缺乏用地指标推迟了进度。

　　同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温州其他方面的发展也陷入相对停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温州这些年在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滞后，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来看，温州在浙江省内的经济总量是正的第三位，但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却是倒数第三第四位的，经济和社会的错位一直没能纠正，技术和人才都缺乏积累，也就不足以支撑转型升级。”张一力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最近发布的报告《从温州产业升级看区域创新资源的重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上述观点。在这份报告中，马名杰指出，本地创新资源不能满足企业升级的需要是温州产业升级难的重要原因。过去十年间，温州当地创新资源有所增加，但仍难以支撑产业升级，集聚创新要素的能力也相对下降。本地资源的匮乏不仅导致企业将中高端生产活动甚至整体迁移至创新资源富足地区，也增加了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本，延缓升级进程。

　　“两次错失转型升级的良机后，温州制造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转型升级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在全球化产业分工时代，现在孟加拉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钱，而我们三四千都不止，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所以要使人力成本上的差距不成为竞争上的差距，温州就必须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杨轶清表示。

　　反思“多元化” 先转型还是先整合

　　温州人一向商机敏锐，实际上，在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之初，善于抓住机会的温州人便开始了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探索”。

　　“21世纪的头十年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十年，也给温州人创造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转移到不动产的投资中。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转型’非但没有解救温州实体企业，反倒把很多实体企业拉下了水，反过来连累了主业。”杨轶清表示。

　　“潮水退去便知道谁在裸泳。”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盲目转型的恶果很快便显现出来。2009年，浙江省首家鞋业集团、曾获“中国鞋王”称号的温州霸力鞋业停产，而将其拖垮的正是其2005年进军的矿业投资。事发后，董事长王跃进也出走澳大利亚，令人唏嘘不已。

　　即使是向新兴产业的“转型”也频频让企业遭遇滑铁卢，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当年震惊全国的“胡福林跑路”事件。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推出，信贷一时无比宽松，原先专注于眼镜业务的信泰集团先后投资6亿元组建了4家光伏企业。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太阳能行业崩溃，银根收紧后资金链断裂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美国。

　　周德文告诉记者，“当时胡福林的眼镜业务并不是做不下去了，而是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原来别人只有12%的利润率，它能有25%的利润率，别人的利润率降到1%-3%的时候，它还能保持12%的利润率。可它非要搞什么转型，结果转来转去把自己给折腾死了。”而记者为此辗转找到胡福林时，他以“这几天头晕不适”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转型’从宏观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企业把‘转型’理解成了‘转行’，对企业来说，隔行却如隔山。包括后来一度流行的‘多元化’，盲目多元化，‘多元’也就成了‘多灾’。”黄发静表示。

　　“短期融资，长期投资”的矛盾也决定了温州上述转型“探索”的失败。

　　“温州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无论是向房地产、矿产等的转型，还是向光伏等新兴产业的转型，都需要很大的资金量，而很多企业转型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但是，转型又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投资周期，这样一种矛盾便使企业的转型面临很大风险，一旦政策变化，银根收紧，企业资金链断裂，转型就很容易失败，2011年的温州民间金融风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周德文表示。

　　于是，“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悖论成了当下温州很多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窘境。

　　对此，周德文表示，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要破解这一悖论，关键是要找到一条适合温州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温州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并没有转型升级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实力，对目前温州的实体企业来说，最紧迫的并不是‘转型’，而是‘整合’。现在温州有40万家个体户和企业，‘小、乱、散’的问题十分严重，应该利用龙头企业进行行业整合，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转型，这才是符合温州实际的转型路径。

　　周德文提出的“先整合提升再转型升级”的路径也契合2013年温州市政府推出的“三转一市”政策，即“个转企”、“企升规”、“有限转股份”、上市。但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

　　温州经信委的前述“三季度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指出，企业“小升规”动力不足：“今年我市虽然出台了新增规上企业10万元奖励等政策，但部分地区未制定配套政策，或尚未落实到位。企业对上规后，财务、税费相对规范带来的成本上升顾虑较重，部分企业宁愿‘躲在’规下。”

　　从市场的角度讲，“先整合提升再转型升级”的路径也需要等待下一个经济回暖的时机，就目前而言，外部经济形势的不佳令企业的“整合”缺乏动力。“从我们的打火机行业来讲，如果市场广阔而企业生产规模上不去的话，那么有整合的动力，但现在是没有市场的问题，这样的整合缺乏市场基础。”黄发静表示。

　　紧跟“新常态” 升级求生需多方合力

　　“活下去”，面对制造业的重重危机，这是多位温州企业家对记者表达的共同心声。

　　对此，杨轶清也表示，“发展是硬道理，但对时下很多温州企业来说，生存才是硬道理。现在冬天来了，‘冬泳’只适合极少数企业，绝大多数企业要逆势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只要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不倒，温州的前景就仍然有希望。”

　　对温州的制造业来说，“转型”或许是一个长期命题，但“升级”却是眼下温州每一个制造业企业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做的事情。

　　“从提高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角度，温州的制造业企业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产品，从产品创新、品牌提升、质量打造等方方面面对产品进行全面升级再造。”张一力告诉记者。

　　早在2013年，黄发静便代表行业协会召集恒星、中邦、百诚等温州打火机企业拟定了与义乌打火机协会合作的意向条款，以引导企业创新，规范国内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事宜，以此鼓励行业企业重振雄风。

　　“温州的打火机产业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那就是创新，温州的打火机有一万多种款式，这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未来，温州打火机要实现产品升级，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黄发静表示。

　　黄发静向记者透露，为配合打造“时尚温州”，日丰打火机正在与美国的Zippo洽谈合作事宜，在未来争取把日丰打火机造成像Zippo一样的时尚品牌。

　　针对温州制造业企业普遍产品低端，缺乏品牌的现状，周德文告诉记者，对产品进行品牌上的升级虽然需要时间，但短期内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没有可能。“原来温州有个公司，一开始它只是给美国的一个品牌、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品牌做代工，赚取一点加工费而已。但是当积累了足够实力后，它反过来把这个委托它进行代工的企业收购了过来，这样就获得了它的品牌，结果它的产能立马增加了14%，利润也增加了10%。而且，温州有很多类似给国外品牌做代工的制造业企业，去收购一个国际品牌的现象日后还有可能出现，而且，在收购品牌的同时，还获得了它的渠道，延长了产业链，这也是一种升级。”

　　除了品牌升级，温州制造业要改变以往给人的“低端”形象，还要从产品质量上进行真正的升级再造。黄发静认为，要实现这一点，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从政府的角度讲还要在未来认真规划产业的发展格局。

　　“企业的‘升级’是需要基础工业和配套产业支撑的，但温州一直缺乏这方面的规划。比如在电镀、喷漆、磨具、测试设备等方面，温州跟深圳、东莞等国内地区的差距都很大，跟世界很多地区的差距则更大。比如我们的打火机，虽然安全技术指标都是一样的，但在手感、点火率、美观度等方面，跟登喜路、Zippo的差距都很大。制造业的‘升级’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黄发静表示。

　　而政府要做的还有更多，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资源的积累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温州必须要补的功课。马名杰指出，“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改变本地创新要素禀赋。同时要创新组织方式，加大对产业集群公共技术平台的支持，重视龙头企业的参与，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产业链升级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