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遏制违法加班不能止于“谴责”

　　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就是准绳，劳动执法部门要把这些法律法规拿之能用、用之见效。“公开谴责”之类举措不是说没有意义，但只能作为劳动执法的辅助手段，只能用于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不能用于冲锋陷阵、惩治违法。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全总集中公布了2014年10起劳动关系领域的违法案件和劳动事件，包括侵犯女性平等就业权、非法使用童工等。

　　富士康员工自杀现象时有发生，这已不是短时期的事，自从前几年发生过几次“连环跳”之后，富士康的大名就与劳动者心理健康及加班问题联系起来，招致社会舆论的批评质疑。然而，富士康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情况依然存在，这不禁让人发问，难道劳动法在富士康就要一直失效下去吗？

　　这样的发问在目前语境下实在有些尴尬无力，因为违法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并非只是富士康一家，不少企业都存在这种情况。对企业来说，效率永远排在第一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就是提高效率的最廉价方法。而对企业员工来说，在加班问题上一般也只能听从企业的安排，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有员工表示不愿意加班，自然就会有各种“小鞋”等着你。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一般企业都不发愁招不到人，只要发一个招聘广告，门前就可能排起长队，而企业的每一次招聘，都会对现有员工构成客观上的心理暗示和压力。与打破头都想进入企业的那些应聘者相比，现有员工能够有机会被违法安排加班，几乎就是一种不幸中的“幸运”了。

　　就业难的大背景是劳动法在一些企业失效的重要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劳动者的保护，这表现在对劳动法的修订与完善上。劳动法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恒定的，它不应受到就业难等情况的挤压而偏废——劳动法的根本价值在于，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着法定的准则行事，并准时足量发生效力，否则它就会成为被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橡皮泥”。

　　不过，一些劳动执法部门在执法时，会自觉不自觉考量当地的就业情况，以及企业对当地税收的贡献，从而使劳动执法变得进退两难，出现实质性偏废，进而导致了劳动执法中更大面积的法不责众，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积重难返。面对这种不无被动的情形，本应通过严格执法不上“欠账”，但一些劳动执法部门又强调说，遏制企业违法加班“要靠劳动者自我举报，要靠公开谴责制度”，这其实是把皮球又踢给了劳动者，踢给了社会，实际上仍然在推卸劳动执法部门应尽的职责。

　　一些企业违法安排加班已成常态，有的甚至连续多年出现“连环跳楼”事件，一再引发社会强烈关注，遏制这些企业的违法加班行为，难道还要“靠劳动者自我举报”，还要“靠公开谴责制度”？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就是最确定的准绳，劳动执法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些法律法规拿之能用、用之见效。至于“公开谴责”之类的举措，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它们只能作为劳动执法的辅助手段，只能用于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不能用于冲锋陷阵、惩治违法。

　　社会就业压力大、形势严峻，是一些企业不严格遵守劳动法，长期违法安排职工加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因。缓解就业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既需要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整，也需要一些企业的转型升级，等到具备了这些条件，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是，劳动执法部门不能等到“万事俱备”，才拿起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

　　对于富士康这样长期违法安排加班的企业，从工会组织和公共舆论层面已经谴责了多年，如果地方政府和劳动执法部门仍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仍寄希望于“劳动者自我举报”和“公开谴责制度”，则最终的尴尬该由谁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