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新思维：用制度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命题。如何激发民众的创新、创业的热情与活力？如何让创新变得更"接地气"，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究竟在哪里？要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看来，"新常态下，必须要有新思维。"
　　做强制造业谋求新增长点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的任务、环境、条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如何适应和应对？在寻求对策之前，李义平说，首先还得先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需要解决的关键或瓶颈问题。
　　李义平告诉中华工商时报记者，"一般说来，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经济发展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常会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进入第二阶段，快速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产业空间相对饱和，模仿式发展的效应迅速递减，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提高，经济规模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慢下来。但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进步，是进入一个稳健的增长期。这个时期的关键任务是通过鼓励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重点在提高质量和效益。
　　第三阶段，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且基本稳定。
　　李义平告诉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应的大体是第二阶段，因此，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创新探寻新的增长点，做强制造业，拥有自己的世界知名品牌。
　　"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创新，做强制造业，要有核心的品牌。美国发生危机后，美国政府意识到过度发展金融衍生的危害，高调的回归制造业，当然，美国经济不是简单的制造业，而是现代最高端的制造业。"李义平表示。
　　新思维要求必须改变旧习惯
　　"新常态"当有新思维。但李义平坦言："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但还是有不少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方式是原来的老一套，遇到问题时，还是下意识的回到原来的思路和原来的出发点。"
　　在李义平看来，这都是习惯的"惹的祸"。他说，美国学者查尔斯·都希格在其所著《习惯的力量》中指出："我们每天所做出的大部分选择似乎都是精心考虑的结果，其实不然，这些都是习惯的结果。"
　　那么，我们的习惯是什么呢？习惯由经济基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引领经济的发展方式所形成，习惯是"反复如此"的结果。李义平认为："对于我们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长期的积极主动的干预经济，他们的行为习惯会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用行政手段继续干预经济。"
　　"但这种继续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在违背经济规律。"李义平表示，规律是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值得敬畏的，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如果"有办法"的前提是压制经济规律的作用，想着办法把经济速度再搞上去，那么，有这样的办法倒还不如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会顺其自然，遵循规律通常在顺其自然之中。
　　李义平说，"尽管经济发展有其必然性，尽管经济下滑是现阶段的常态和正常现象，尽管当前这个阶段任务是做强和抓质量，但仍然还是要'刺激'的声音，这当中，有地方政府的习惯，也有中央政府的习惯性力量。"
　　"新常态下要有新思维，但新思维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旧的习惯，要让中国经济真正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让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当前，应当沉住气，世界经济都这样，过去了就好了。"李义平说。
　　激发创新活力需制度先行
　　新常态下，模仿式发展的边际效用递减，"创新"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论述，经济步入新常态从九个方面发生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在告诉我们，还继续原来的发展模式是不行的，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就是创新，通过创新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李义平这样告诉记者。
　　问题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呐喊创新，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对此，李义平表示，新常态下，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是为企业、民众提供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和空间，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选择产业和项目。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把广大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激情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创新、创业的活力。
　　活力如何造就？在李义平看来，这源于一个国家的一个正规制度安排和非正规制度安排。比如非正规制度安排，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要把更多的人引导到从事实体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应该“容忍冒险”，容忍“个人主义”，甚至要包容人们最开始的“异想天开”。而这个社会的正规制度，则是，人们可以自由流动，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可以享有平等的竞争等等。
　　草根阶层的活力与创新，是广泛存在的。，改革开放最初的成果就是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力，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它靠的是用制度来吸引人。李义平说，“创新不是号召出来的，而是一些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创新如何进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否则，创新很可能就只是停留在号召的层面。”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还有困难
　　谈到“一带一路”话题时，李义平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非常有必要性。
　　所谓“一带一路”，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结合历史渊源，与相关国家和经济体进行更为密切的贸易、金融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往来。
　　在李义平看来，首先，“一带一路”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种有效途径。当代资本主义过去纷纷走向世界，都是先商品输出，然后才是资本输出。“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就是承接了别的国家的产业转移，承接的就是别人过剩的产能。时至当前，在我们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种出路，化解产能过剩可以让企业继续运转起来。”
　　其次，资本过剩有了可利用空间。中国原来是资本短缺的国家，经历多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因投资有限，利用效率较低，基本配置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资产。但如果美国如果持续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人担心大量的外汇储备会缩水，“一带一路”成为这些外汇储备一条出口，可以拿一些外汇储备来作为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资本金。
　　再次，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经营丰富，技术过关，比如道路、交通、高铁等。这些技术恰恰是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需要的。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的这些相关品牌会走向全世界。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也是地缘政治的需要。“一带一路”周边大部分国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要把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帮助他们实现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开放是加入世贸组织，那么地刺更为主动的开放就是“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仅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地缘政治的问题。但李义平告诉坦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有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周边国家多数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其在政治的稳定性和透明性上有欠缺，这些都是风险。过去，一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另外，尽管在经济发展上周边国家需要中国，但是他们也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因此，那些国家也会在方方面面对中国存有戒心。
　　“有困难，但我们也要有信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当年我们吸引外资一样，可以化解很多矛盾，但是怎样把握好这个机遇，还需要我们的政治智慧提出构想，剩下的是各部门怎么操作的问题。”李义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