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副总裁：“互联网+”的政府行动原则(2)

　　“互联网+”的政府行动原则

　　目前来看，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上，有三方面议题应该特别给予重点关注。

　　其一，政府应该去做推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这类基础设施，除了云计算、带宽、鼓励创业等，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即对数据的使用和整合能力。目前，国内不同的城市在这方面的能力差异太大。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很难找到掌握着这个城市所有权威数据的相应部门。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些省份虽然很偏远，但是政府一直在收集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上做工作，反而数据的整合能力更强。比如宁夏，直接就有十个领域的业务是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政府拿不出可以直接用的数据，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去整合、协调再应用。所以，在基础设施上，政府除了硬件、带宽等建设，还应该特别关注大数据的采集、使用和整合。

　　例如，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但好像没有人把“一带一路”和“互联网+”放在一起。我们在与“一带一路”涉及城市的沟通过程中，大家基本上还是谈交通设施，没有一个城市谈到怎么用数据去解决“丝绸之路”的问题。从山东开一列火车到欧洲是一百年前就可以做的事情，甚至古代用马匹都能走出这条线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合数据、使用数据是对“一带一路”更核心的纽带作用，是打通中国和中亚、欧洲更重要的线路。我们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些基础建设上有更超前的做法。

　　其二，政府先行先试。

　　“互联网+”有很多是需要去引导的，尤其是政府和民生。一方面是商业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带动“互联网+”；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应该率先在民生领域，在政务领域去用“互联网+”。这应该是政府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着重去做的，其他领域应该尽量交给市场、交给商业模式去创新。

　　其三，政府管理“互联网+”需要“包容性治理模式”。

　　在治理模式上，我们认为应该用“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来看待“互联网+”的问题。最典型的像互联网金融的问题：远程能不能办证、能不能开户的问题。比如，微众银行正在摸索互联网金融到底怎么做，其中一个定位是微众银行要做中国第一个不设实体网点的银行。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开户要用资料进行身份认证等，技术完全可行但政策上还有问题。这些应该尽快打通。还有一个是微众银行准备发行无实体的信用卡，这又跟现有的政策和法规冲突。这些法规容不容易打通？坦白来讲是容易打通的，但政府的行动有多坚决、有多快才是重点。

　　在政策和治理模式上，应该用“互联网+”里面产生的内生治理作为政府的治理。什么叫“内生治理”？我们认为，是在商业模式里创造出来的，为了完善这个商业模式而做的管理机制。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冲突比较明显的出租车问题。出租车行业改造既有存量的改革也有增量的机会，但因为存量的矛盾而不敢去动、不敢给新的增量机会。

　　这其中就有几种说法：第一，说管得不好；第二，存在偷税漏税。实际上，恰恰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体制管得太窄了，才会有黑车，才会有偷税漏税。出租车的管理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为了管得好，政府要发牌照认定。现在所有专车司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认证情况，不仅是专车运营公司会掌握，在网上打车时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个司机的情况，包括信用基础和别人的打分等。在整个打车的过程中，车走在哪里、多少钱，是完全在网上有即时的反映和记录的。假如担心安全问题，家人可以随时看到这辆车走到哪里。这种内生的商业机制的管理比原来的行政管理更直观、更有效率，而且保障地更严密。这种内生的管理，怎样变成政府对新的“互联网+行业”的治理模式，怎么把商业的转成政府的治理模式，就显得非常重要。

　　未来“互联网+”对中国的经济体量发生作用，必须要有大块的业务、大批的领域进入“互联网+”，比如交通、医疗、教育、农业和生产。以交通、教育、医疗为例，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变。比如，医疗方面是比较积极的，甚至是比较细节的，包括怎么去看病，怎么做家庭医生，怎么用互联网等。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方式效率很低、成功几率也不高的。医疗的问题也应该让商业、让市场去尝试，包括医疗机构和互联网行业。

　　在尝试的过程中，当有像滴滴打车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时，政府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对接、去过渡、去放行。也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治理模式的时候，以接入为考虑点、以放行为方法。在商业环境中，不成功或者得不到验证，就必然会死掉。已经成功了、被市场接受了就意味着存在商业价值。这种模式比政府直接去制定怎么“+”、怎么开放要有用、有效率得多。（□文/郭凯天 深圳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