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创业帮扶资金“玻璃墙”

　　不少申请者表示他们在申请扶持资金的实际操作中遇到壁垒，这些“玻璃墙”使资金看得见、用不着，折损了好政策的帮扶作用

　　“2014年全国财政仅就业专项资金投入就达到900多亿元，比2013年多出100多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就业司副司长张莹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有效驱动各级政府推动就业工作。受益于此，大学生、困难人员等政府关注的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中央财政也撬动了各地政府的“乘法效应”。在广东，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洪焰说，过去中山市每年扶持创业就业安排3000万元，而如今实施基金“不封顶”，只要符合政策就补贴，扶持的力度呈“梯度式”增长。而珠海则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每年应当按照不少于当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1%建立人才专项资金，用于人才开发。2015年这笔费用将达到2个亿。

　　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就业创业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力保障了全国就业形势稳定向好，社会创业氛围浓厚。但是，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很多申请者表示他们在申请扶持资金的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一些壁垒。这些“玻璃墙”使资金看得见、用不着，折损了好政策的帮扶作用。基层工作者建议，改变扶持资金的使用方式，促进资金发挥更大的帮扶作用。

　　“四两拨千斤”

　　对于就业困难群体而言，就业帮扶资金如同“雪中送炭”，可以兜住一个家庭的生存底线。对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言，创业扶助资金就像“救火队”，在创业者最艰难的时刻施以援手，让他们摆脱暂时的周转不灵，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神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金额日渐增长、种类逐渐繁多的各项就业创业帮扶资金，正在发挥这样的杠杆作用。

　　稳就业，就业帮扶资金减少用工成本，减轻个人负担，促进就业困难群体稳定就业。46岁的林珍英特别感谢政府对她的帮助。由于年纪渐长，林珍英逐渐被企业“嫌弃”。而一旦失业，丈夫的医疗费和儿女的求学费用都难以为继，整个家庭将陷入困境。得益于政府对就业困难人员的扶持，林珍英的社保费用被减免一半，企业愿意继续雇用她。她对记者说：“政府帮我保住了饭碗，保住了两个孩子的前途，也保住了我们家。”

　　促孵化，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为初创者护航，提高创业成功率。中山市居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炜戏称自己“鸟枪换炮”，政府在中心地段设立了创业园，并给予企业每平方米10元补贴，公司以同样的租金成本从30平方米的蜗居扩容为500平方米。这不仅是空间的储备，更是向客户和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发展。“公司及时升级帮助我们拿下了与知名企业合作的大项目。”他说。

　　提增速，利好政策引导劳动者积极提升技能及企业的科技创新，推动人力资源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培训部部长王法雯介绍，格力电器利用政府的培训补贴开展企业技能工的培养，半年来共培养了11个工种700多名。这个政策除了鼓励工人自身技能提升，贴合企业实际技能需求外，更是推动企业加速朝自动化发展。

　　资金申领如同“长征”

　　虽然各项就业创业扶持资金发挥了拉动作用，但是资金使用率低仍然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出于财政资金安全性考量，一些主管部门给帮扶资金的使用设置了许多“框框”。一名负责审核办理的基层干部说：“为了发出1块钱，政府花了4块钱的行政成本。”

　　比如，一个直辖市的街道办在辖区内设立了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尽管其奖励金额最高为仅2000元，但却必须同时具备本辖区内户籍、35周岁以下、辖区内申办机构、聘请辖区内户籍35岁以下人员、办理用工登记并缴纳社保等诸多条件。

　　申请者对于优惠政策的“地方保护”非常无奈。江苏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主任彭银年说，在常州，小型企业吸收本地户籍应届毕业生可获当地政府1000元每生的财政补贴。但实际上，小型企业大量吸收的是外地户籍的毕业生，本地户籍为少数，这种与户籍挂钩的福利限制了扶持资金的效用。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因为害怕资金使用不安全，人为设置了苛刻的条件。这让资金看得见、用不着，让申请者有“画饼充饥”之感。

　　珠海市人社局局长李伟辉说，他刚上任梳理业务时发现，珠海市大学生创业贷款居然出现连续5年贷不出去。原来，由于以往曾经出现大学生创业贷款坏账，随后珠海市规定大学生创业贷款需要公务员担保或者房产抵押。

　　“如果能满足贷款条件，那10万元创业者早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哪用得着这般折腾？于是，我们清理了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壁垒’。一个月时间里，珠海大学生创业贷款已经达到了700万元，将过去创业意愿不浓的氛围彻底扭转。”李伟辉说。

　　记者发现，由于程序复杂，等待时间长，资金下拨时往往错过了申请者最需要的时候，因而留下了“资金扶持落不到实处”的诟病。

　　深圳市笔尖之上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立浩说，大学生创业之初都是以工作室或者团队的形式，没有注册公司的创客们，难以符合创业帮扶资金的申请条件。而等熬过难关，公司逐渐壮大，达到符合政府资金的扶持条件时，那点钱就像从“鸭子”变成了“酱油”，对企业无足轻重了。

　　在一些地方，资金的申请程序也相当繁杂。比如，高校毕业生入职中小微企业的就业补贴，需要提供本人的毕业证书、就业登记表、个人参保明细、中小企业划型证明、企业开户许可证、企业参保证明等。

　　这些资料一式三份，厚厚堆积等待审核。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走完程序通常要等待1个月，这还视工作人员的忙闲状况。等审批程序走完，还要汇总信息，将花名册交到财政局，再走财政拨款的程序。

　　在东部一个中等发达城市人社局的就业促进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各种申请资料分门别类地堆积在办公桌上，由于来不及审核，还没进入审批程序的就直接堆在了地板上。

　　申请补贴如“长征”，不仅申请者有抱怨，政府公职人员也颇有怨言。接受采访的基层工作人员说：“钱花不出去，我们也受罪。不断通报、检查、批评、解释。但是条件限得死，我们也不能突破红线，受累总比犯错好吧？”

　　改良资金使用模式

　　要改变就业创业扶持资金“吃力不讨好”的现状，让资金能在就业创业路上真正起到“扶一把”的关键作用，基层干部和广大申请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扶持资金投入应该更多集中于搭建平台。由于政府对创业项目考察需要费很大的行政成本，基层工作者建议，政府资源应注重在搭建好的平台，把市场资源和专家指导带到创业者身边。

　　洪焰认为，政府不应是“保姆”，非等挑好项目再发钱。政府应该是一个护航者，搭一个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在平台里找到“老师”和投资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另一方面，即使创业失败，创业者也有最低的保障。这样才能发挥帮扶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次，资金拨付尝试项目打包，宽放严审。基层工作者建议，帮扶资金应以项目方式下放，发放细则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中央执行严格审计。这种宽放严审的方式既有利于发挥资金帮扶作用，也有利于保障资金安全。

　　中山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林健荣说，例如对“40、50”人员的社保补贴，按中央规定，补贴最长不可超过3年。但3年后这些就业困难人员离退休仍超过5年，且年纪更大劳动能力更低，没有单位愿意招用。如果没有政策保障，这些劳动者就会被市场淘汰。

　　“其实，中央下拨的困难人员就业帮扶资金仍有结余，只要地方仍用于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是发挥了资金的保障作用。建议中央‘宽放严审’，将帮扶资金的使用细则交由地方自己制定。”林健荣说。

　　其三，利用模式以借代奖，尝试循环利用。比如，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设立了学院的扶持资金，对北理工的创业学子进行扶持，每个团队5万元。但与奖励补贴不同，这笔钱要收回，再重新奖励新的创业团队。

　　获得这笔资金的珠海手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成说，由补贴转向基金，两者都要经过严格审批。但在企业看来，后者这笔钱用起来，更像有根小鞭子抽着，企业发展的紧迫感更大。

　　珠海市留学人员办公室主任王旭建议，政府的扶持资金也可尝试这样的循环方法，比起奖励性扶持，资金安全性和使用效率都很高，既减轻财政负担，又对企业起到激励作用。

　　“借和给只是模式上的变化，资金投入总量不变。政府‘借鸡’给企业‘生蛋’，如果发展好，企业很快就能还上了。即使项目失败，那么也和当初直补奖励将钱送出去的结果是一样的。”王旭表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付昊苏徐博凌军辉周蕊黄浩苑赵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