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须优化公共政策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是可提供低成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降低维权者的边际成本。二是建立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提高维权者的边际净收益以鼓励维权积极性

　　4月26日是第1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积极履行知识产权司法审判职责，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14万件，比上年增加一成多。

　　现代发展经济学在对穷国与富国进行大数据的对比研究后发现，贫富的差距不在于资源禀赋的差距，而在于产权制度的保护。对我国而言，高度资源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保护知识产权才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保障。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通过司法保护等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现有的法律体系还不能满足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例如知识产权维权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笔者认为，构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需要优化维权与侵权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设计出一套有利于维护权利人合法权利、打击侵权人不法行为的公共政策。

　　利用法律制度的强制力来界定和保护产权是一项“社会发明”，能够充分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总福利。而对产权的保护，主要是指对产权的“排他性”进行有效保护。可以说，如果不建立对产权利用的排他性权力体系，就很难有合理的经济秩序。不过，“理性经济人”总是基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做出决策行动：当控制和保护产权的“边际成本”高于其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产权将被放弃，市场也不会有效地配置这样的资源。具体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上来，维权者因为打官司周期长、成本高、获得赔偿低，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久而久之，不少维权者即使被侵权也不选择诉诸法律，而侵权者因为损失小、获利多，侵权行为变得有恃无恐。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中的保护与侵权存在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博弈论告诉我们，在“承诺博弈”中的“承诺”(法律的惩罚)，需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执行、可被“信任”，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否则所谓的“威胁”只不过是句唬人之语。换句话来说，只有“可执行的威胁”，才是有效的“承诺”。比如：公共场所吸烟问题，罚款是“可执行”的，而“判刑”是不可执行的。“有法可依”必须加上“有法必依”，才能赢得法律应有的尊严。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中“可执行的威胁”远比公共场所吸烟罚款复杂，涉及取证难等特殊性。但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博弈关系等出发，并充分考虑实际落实情况，可以设计出一套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一是可提供低成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降低维权者的边际成本。例如降低维权者初期诉讼收费的门槛；优化法律程序，缩短判决周期；简化法律程序、缩短司法时间，提高对判决结果的执行力等。二是建立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提高维权者的边际净收益以鼓励维权积极性。例如：提高法律赔偿额度，建立类似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以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而且，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一方，要设计一套惩罚制度，令其非法攫取知识产权的“边际成本”要远远大于其“边际收益”，从源头上消除攫取行为的获利动机。(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盘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