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2017通胀压力不可小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刘尚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原地转圈”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改变过去预算、税制、财政体制依次推行的方式，应当将三者视为整体，先进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的职责，同时推进预算、税收的协同改革，达到“一体两翼”的效果。

　　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缺钱，应当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思考，财税体制改革不怕慢，就怕站，要杜绝“原地转圈”式的改革。

　　新京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刘尚希：以前，财税体制改革按照预算、税制、财政体制的顺序依次进行，这与实际情况不适应。现在我们称之为一体两翼，以财政体制为主体，以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为两翼的方式来推动整个财税改革。

　　在财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它必须排在首位，这就势必要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财权和财力，做整体的谋划。

　　新京报：这对财税体制改革会有怎样的作用？

　　刘尚希：应该说，在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能反推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前者也为后者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比如，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时，会涉及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与地方的关系，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这同时涉及中央、地方的本级支出，以及转移支付。

　　这需要理顺各级部门的职责。职责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计算部门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中央与地方，就可以更好地规划清楚。否则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能错位，事权紊乱。

　　同理，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财政体制的改革也为税制改革明确方向，

　　新京报：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缺钱”的现象？

　　刘尚希：地方政府“缺钱”不能从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分配考虑。

　　“我们现在说支出，地方支出占比达到85%，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有一个多大的地方税体系才能支撑这个地方的支出责任。”如果按照这种支出情况来“补偿”，这意味着85%的税收要交给地方，中央收入占15%就够了，这就会使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从逻辑上来看，就必须要通过支出责任的划分，为收入划分提供前提。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也意味着中央要履行更多的事权。

　　目前我国事权调整的特点是，部分决策权下移，部分执行权上移。适合交给地方决策的事情，更多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通过上收部分事项的执行权，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的支出责任，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

　　新京报：财税改革是否有路线图？

　　刘尚希：国务院在去年发布了一个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还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并不是改革的方案。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这样浪费了时间，也造成成本损失，这是要避免的。

　　尹中卿：促进民间投资要防止“脸好看，事不办”

　　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特别是相对盈利率，比如它和资本市场、房地产相比。如果不压楼市价格，资金肯定会跑到这里炒。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另一方面要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2016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59万亿元，名义增长8.1%，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8.8%。与此同时，民间投资仅增长了3.2%，增速降低了6.9个百分点，比全部增速低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占比从64.5%下降到61.2%。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投资环境、投资信心、融资渠道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尹中卿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对民间投资“区别对待”的问题，政府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新京报：近年来民间投资下滑较大，2017年是否会有改观？

　　尹中卿：民间投资增速现在下滑太快，特别是和国有投资相比，呈现一冷一热的局面。

　　对于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就经济本身来说，要扶持实体经济发展，要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现在实体经济盈利率太低，就是3%-5%，但银行利率都已经达到5%-6%，企业干一点都是在替银行打工，它当然不愿投资了。

　　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特别是相对盈利率，比如它和资本市场、房地产相比。如果不压楼市价格，资金肯定会跑到这里炒。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另一方面要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新京报：促进民间投资，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尹中卿：促进民间投资，应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员不作为的情况，过去地方部门存在“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脸好看，门好进，事不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项目，资金、土地到位，但是项目迟迟无法开工。我们一些开发区，地方政府还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对于央企、国企的项目可以批，对于民企的项目则不给批，因为官员害怕民企出事情后被终身追责。

　　新京报：目前实体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但最近蔬菜等消费品甚至家电、通讯等耐用消费品也在涨价，通货膨胀的苗头是开始出现了吗？

　　尹中卿：之前PPI连续54个月下行，CPI也长期维持在2%以下，本来有人认为物价是货币现象，以每年发行10万多亿广义货币这么大的融资量来看，经济一直都存在通胀的压力。但为什么CPI没上来？是因为PPI没上来，产能过剩，企业竞相压价，不低价别人不买。

　　中国现在的货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只不过暂时这几年，PPI的颓势延续到CPI，导致CPI一直不高这样的非正常现象产生。四季度以后，大宗产品价格上升，PPI大幅回升，这是很少有的。所以，2017年通货膨胀压力不可小视，甚至已经有专家认为会出现滞胀。

　　新京报：应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风险？

　　尹中卿：在CPI目标上，我们今年还是3%多一点。最近这些年虽然CPI很低，但跟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这些生活必需品是在涨价的，生活必需品、原来低价的耐用消费品如家电等都在涨，加之楼市也涨，写字楼租金也在涨，因此通货膨胀势头一定要重视。

　　新京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风险？

　　尹中卿：通货膨胀是2017年的一个风险。如果经济在增长，那么通货膨胀的问题还小一些；如果经济在下行，物价上行，这种滞胀的趋势更加危险。之所以要把经济增速稳下来，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条件会更加充足一点。

　　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王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