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为什么要走向高精尖？

　　北京经济为什么要走向高精尖？

　　作者 杨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邓丽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科技创新”放在了突出位置。报告提出，要全力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编制完成“三城一区”规划，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充分发挥中关村示范区引领支撑作用，对标国际一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对标国际一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向高精尖转型升级，是推动首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和开启首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引擎。北京经济走向高精尖，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结构自然演进的过程，是推动和实现北京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首都城市更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向高精尖升级是经济结构自然演进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工业产品向“高精尖”升级、通过“退二进三”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进入21世纪，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成为产业高级化发展的方向。然而，随着经济体量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北京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北京本身是一个缺水、缺地、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城市，传统产业过多会占用宝贵的资源，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在北京发展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高资源能源消耗的产业已经不可持续。因此，北京迫切需要加快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夯实基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条件下，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产业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普遍提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和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精尖产品、业态、价值链环节已成为产业高端发展的方向。

　　北京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在知识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高端创新资源方面具有我国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为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北京发展创新驱动型的高精尖产业，能够降低创新资源的获得成本和使用成本，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与技术经济演进趋势形成交汇，北京经济和产业发展必然要向高精尖方向升级换代。

　　整治工业大院和一般性制造业是为了更高质量发展

　　在战略上选择和明确了经济产业发展的高精尖方向之后，首要任务便是进行疏解整治，为高精尖经济发展腾出发展空间和资源。清理腾退工业大院、疏解一般性制造业成为疏解整治的重中之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北京农村集体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大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曾经带动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但工业大院多聚集了建材、服装等一般制造业、低端产业甚至“散乱污”企业，总体上不但经济效益低下，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等社会不良影响，与首都功能定位不匹配。在疏功能、调结构、促转型的大趋势下，工业大院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必然。疏解退出不符合首都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的一般性制造业，成为工业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清理工业大院、疏解一般性制造业将腾出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为高精尖产业发展提供增量空间。腾退后的工业大院将向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转型升级，集聚发展现代金融、创新创业服务、文化创意、电商、信息等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带动产业发展由一般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向产业链高端的研发设计、创意、品牌、营销、融资等服务环节升级，由低附加值制造业向生物医药等高精尖领域和智能制造高端业态升级。通过腾退和疏解，用地空间占用得少了、一般劳动力需求少了，但产业分工地位提高了，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了，生态环境质量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治理开墙打洞和整顿沿街商业是城市更新发展的需要

　　历史上，为了解决老百姓“买菜难”、“理发难”、“早餐难”等生活困难，北京市曾经发展了一批沿街小店，解决了当时老百姓日常生活问题。但是，“开墙打洞”和占道经营的“六小门店”等沿街商业也对社会安全、居民生活及城市环境等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并且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日益严重。“开墙打洞”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与首都城市形象和风貌形成严重反差，有悖于首都城市定位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目标。沿街商业等传统商业业态必须要进行更新、升级。

　　不过，在治理整顿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生活服务业品质，积极发展与现代化大都市配套的生活服务业。方便快捷、完善的生活服务业是吸引高级人才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生活服务业承载了城市服务功能，成为向高精尖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基础保障。同时，作为服务业重要门类，生活服务业本身需要实现发展模式、业态结构、技术手段的调整优化。在治理整顿“开墙打洞”沿街商店基础上，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提出“规范升级中心城区老街区沿街房屋商业经营”。这将进一步促进临街商铺规范发展，为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便捷服务，更新城市面貌，增添城市文化底蕴。同时，在“疏解整治促提升”过程中，北京加快发展连锁超市等生活服务业态，引导连锁化、品牌化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扩大辐射服务范围，带动首都商业服务创新升级和效率提升。

　　实施产业升级和空间布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

　　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产业高精尖升级，本身是政府在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顺势而为做出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注重因势利导发挥市场作用，培育市场机制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资源再分配。

　　政府在规划、投资、产业布局等方面要不断建立完善相应引导机制。例如，北京以清单方式连续发布《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涉及产业占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例达到55%，有效规范了市场准入；建立了完整的区域差别化价格体系，先后在非居民用气、用热、用水、用电等领域实行城六区和其他区域差别化价格政策，打造中心城疏解高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主要是指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和政府投资，注重发挥政府资金的放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尤其民间资本投资重点领域，增加重点领域供给总量，补齐短板；政府“有所不为”是指要给企业以更大自主权，优化行政审批制度，减少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建立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企业投资管理制度。

　　当然，政府在疏解整治过程中，也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目前，在北京通过市场和企业促进高精尖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的条件已经日益成熟，加快高精尖产业市场化集聚发展的进程已经启动。高端创新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到相应高精尖产业领域，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空间集聚和布局。“看不见的手”正在逐步引导经济发展资源、要素在空间和产业中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中新经纬APP)

　　【专家简介】杨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首环办专家团成员、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家团成员、北京市西城区委区人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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