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叙孙冶方：努力逼近经济理性

　　孙冶方与顾准都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改革前驱。1956年，他们率先指出“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顾准更由此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关于孙冶方的故事，流传甚广的是两则对话：

　　一是1963年，同事劝他“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从没研究过那玩意儿！”二是1975年，他走出监狱，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他回答说：“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与他共过事的顾准曾经评价他：“一个并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对文化工作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但不拿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按照顾准的性格，这样的评价并不低。难怪顾准最孤独的时候，“羞见故人，从前熟人极少往来，孙冶方是少数例外之一”。

　　而1983年，孙冶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心底仍然盘旋着一个无法突围的经济理论困境。推演一步，折回一步，反复徘徊。他的身体持续被肝癌侵蚀，来日不多。我们从这一年出发，由此回溯他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1983

　　“庙堂”之上的大经济学家

　　1983年1月18日，北京医院。

　　肝癌病榻中的孙冶方还是就“宣传个人问题”致函《光明日报》编辑部。因为他刚获知，编辑部开辟了一个专栏“孙冶方颂”连篇报道他的事迹。而他的函中之意是希望“不要对我个人进行过多的宣传”。

　　随着时局转变，孙冶方的境遇亦随之产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臭名昭著”的被警惕、被批斗对象，而是“庙堂”里的大经济学家，更是当时中国最闪耀的学术泰斗。不管是在“庙堂”还是“江湖”，他的声望都已登上巅峰，地位至崇。全国各地报刊自1980年以来报道不迭，高密度地宣扬他、赞颂他，渐成潮流。同时期，还鲜有一位学者获得这样的报道礼遇。

　　孙冶方致函也不是刻意要与报刊保持距离。前一年，他还向《文艺报》1982年第6期投去一篇影评稿。谢晋作品《天云山传奇》(1980)自上映起便引起争议，到这一年，更有论者在《文艺报》上批判电影违反真实，“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他读到批判文章后，“总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哽着，必须吐出来才好”，撰稿为电影正名，提出“戴上大帽子是不公平的”。

　　其实，孙冶方只是因高密度的报道深感不安。他在信函末尾这样写道：“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进行适当的宣传和讨论，我是赞成的，但不要对我个人进行过多的宣传。”

　　一个月前，1982年12月9日，他感到来日不多，在遗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那么，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是什么？最集中的呈现，都在《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里。他原计划是按《资本论》篇章结构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第一稿始于1960年11月，由他带领经济研究同事编写。次年6月，他在讨论稿中说，全书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要“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换言之，就是要讲企业利润，遵守价值规律。这一观点挑战了当时的经济制度和路线。编写也因他1964年被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帽子而全面中断。

　　他的后半生，自此围绕抢救这本论稿展开。第一次抢救是在狱中。从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7年里，他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在脑海中过了85遍。第二次抢救始于1979年，直到此时他躺在病榻上。

　　抢救期间，1982年，美国M.E. Sharpe已择其7篇出版，组成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书名并未选择直译。编者是华裔经济学家Kwok-Kwan Fung，他在标题中用“社会需求”(social needs)和“经济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来表达孙冶方坚持的“利润”和“价值规律”。

　　随即，《中国季刊》和《比较经济学杂志》等海外杂志刊发了书评。中国如何在传统的计划思维中创造出市场化环境，经济学家是否能在经典政治经济学与“商品经济”两者中突围并使之平衡……外界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及其前途充满了好奇和困惑。

　　1983年，转眼到2月5日，孙冶方拖着虚弱的身体给《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上导言(大纲)附记。他的突围就要搁浅。这4年间他尽力了。现在，他已经落下最后一笔。而直到这一刻，他抢救《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计划其实亦未完成。

　　1982

　　挥之不去的徘徊苦痛

　　前一年，1982年12月，孙尚清、吴敬琏和张卓元等人写了一篇《试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后发表于《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在论文最后一段谈道：

　　“由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论点还有待作更充分的论证，有不少‘部件’和细节尚需进一步加工、装配和补充，如何从简单范畴逐步过渡到复杂范畴展开分析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论》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和他的严格推敲，至今尚未问世。”

　　高度抽象化的表述“政治上的坎坷”和“严格推敲”道尽了孙冶方的困境、痛苦和徘徊。

　　他的经济学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通过“价值规律”重建新的理论体系。论战目标是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长期受其影响。他们把价值视为异物，认为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都是资本主义范畴，而自然经济才是合理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和“大管理处”，产品生产出来经过大管理处计划调拨直接进入分配阶段，无需再有交换和流通。按照主要论者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的说法，“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的。”

　　孙冶方要打破这一“无流通”的自然经济理论。因此，他把分析流通过程的第二篇《流通篇》视作《社会主义经济论》重点，要建立的是一个“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系。整个社会不是“大工厂”，也不是“大管理处”。企业也不再是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是经济上亦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扩大自主权，“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

　　但实际论证过程一直在碰壁，这无休止地困扰着他。

　　他用“价值”这一范畴推动经济体系重建，可“价值”是来源于另外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有基于货币体系的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它叫“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禁区。如果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稍不留意就要“犯错”。他在边界内无数次徘徊，一旦踏入禁区，又掉头无功而返。

　　按照吴敬琏的解释，“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1959

　　尊重“价值规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二十多年前，孙冶方实际上已为突围做了准备。只是，他当年的努力是要打破前苏联的自然经济理论体系，至于打破之后怎样重建，他没有料到后来挥之不去的推演痛苦。

　　1959年，他写出《论价值》一文，刊登在这一年《经济研究》的第9期。为了说明“价值”与商品经济无关，他创造了“广义价值”和“狭义价值”两种概念。狭义指商品价值，只存于商品经济的货币体系中，而广义则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一种计算工具。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价值规律”可循。

　　而这篇文章的背景之一，是前不久晚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依然必要，但他同时认为，价值规律只存在于两种所有制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与其他企业，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则只有计划分配与调拨。

　　孙冶方则要强调，全民所有制的生产也要尊重“价值规律”。显然他已经看到前苏联的自然经济体系生产力低下、资源浪费。只不过，按照他的两种“价值”概念，不是狭义的价值规律，而是广义的价值规律。

　　孙冶方在1959年提出的尊重“价值规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更早时候，更确切地说是1956年，他已经在《经济研究》第6期发表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在当时是惊人之举，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当然也是他后半生思考的逻辑起点，帮他获得了1978年之后的崇高声誉。

　　文末后记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还在今年初，吴绛枫同志就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印证指给我看。”他说的吴绛枫即顾准，同年顾准也写成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次年登在《经济研究》第3期。

　　他们俩破天荒地指出，“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不过，晚年孙冶方多次强调当年是顾准启发了他，并嘱咐将来整理文集出版要原文附上后记。

　　顾准是他毕生精神层面上最相知相投的挚友。1968年4月，孙冶方被捕入狱，没有前兆，没有理由，没有程序，也没有解释。顾准把握十足地说：“老孙只要出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然而，7年后，1975年4月，孙冶方出狱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他。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已经因肺癌在孤寂中逝世，年仅59岁。离世前数年，他经常“痰中带血”，伴有低烧，但一直被误当作气管炎来治疗。等到确诊，为时已晚。孙冶方与他失之交臂，阴阳两隔。中国经济学史上被誉为“伯牙”、“子期”的孙顾，就此失去了相揖而别的机会。

　　然而，顾准生前谈到孙冶方在1960年要开始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时却说，“由于我对孙的理论能力估计不高和文人相倾的习惯，我并不认为孙能写出好书来，所以我对它毫不关心。”或许只因他率真，或许也因他早已想通，在旧框架中创造出市场化环境行不通。

　　1949

　　他是胜利者中的一员

　　孙冶方1956年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后记中还提到，顾准“就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我在那时虽然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个问题做深入学习”。

　　他说的“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是在这一年7月和8月。他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率团到前苏联考察后深感改革国内经济理论体系的必要。第二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世人的理解中他已“离官从文”。

　　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亦成为孙冶方生前的最高职位。担任这一职务前，他的仕途曾经节节高升。

　　1949年，上海解放，他是胜利者中的一员，随同大军进驻上海，接管了旧政权资源委员会驻沪机构和物资，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他担任处长，年底调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

　　当时来上海前，他先随大军从苏北赶往南京。途中他还专程转道无锡家乡见亲人，与久违的二哥薛明剑晤叙。薛明剑原名薛萼培，与原叫薛萼果的孙冶方是亲兄弟。他赞扬哥哥对保持无锡上海民族工业的贡献，只是，兄弟俩的身份差异正在扩大。薛明剑是一个旧时的“资本家”，而孙冶方的黄色军装还是使他产生了一种疏离感。

　　显然，1949年对孙冶方来说是欣喜的一年。他是胜利者中的一员，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新社会也终于要降临。他在上海就要大展宏图。

　　胜利到来的12年前，他同样在上海留下了青春的革命印迹。那是1937年，“淞沪抗战”失利，11月，上海沦陷。他与后来的挚友顾准等人，在四周都是沦陷区的英法租界举起抗日大旗，办起《译报》《译报周刊》《内地通讯》等一批抗日报纸。抗日文学、戏剧创作也甚为活跃。这就是抗战史上的“上海孤岛文化运动”。

　　甚至更早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孙冶方在上海还做过日资纱厂调查，他撰写的《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1932年发表在《华年》杂志)亦以数据统计，支持了四年后左翼作家夏衍的《包身工》论点。

　　但是，上海还不是他的政治生命最高峰。1955年，他已在北京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国民经济平衡统计表的编制，还有关于国民收入计算、计划统计指标体系、方法等工作。只是两年后，他“离官从文”。自此，围绕经济理论进行思考、推演和困境占据了他整个后半生。

　　1923

　　他选择接受“新风”

　　如果孙冶方没有参加革命，还有没有后来的孙副局长、孙所长，乃至最耀眼的学术泰斗？历史很难、也不能假设，个人历史亦然。但是，提出这样的假设并非毫无根据。

　　1920年，他还不叫孙冶方，叫薛萼果。春节，父亲请来同庚画师指点丹青，希望孩子跟着画师学点书画，成年后再像自己和祖上一样做实业、娶妻生子。然而，他既无天分更无兴趣，因接受了一些“新风”熏陶，更钟情于新文化。

　　影响他的“新风”其实最早来自薛明剑，长他13岁的哥哥。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薛明剑热血贲张，到各地革命，甚至兴冲冲地上街买来两把剪刀，把他和乡亲脑后的小辫子统统剪掉。他是弟弟崇拜的“孩子王”。

　　不过“孩子王”哥哥的形象，三年后在薛萼果的崇拜眼神里已淡去。

　　1923年9月，薛萼果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聘任了一位教体操和图画的华侨教师张效良。他曾经东渡日本求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如今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相比哥哥，他更加吸引薛萼果。

　　同年，张效良就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月，回老家养病临行前，推荐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书记。不久团员全体转党，他随之成为党支部书记。

　　如今来看，在那4年前的1919年5月，五四大潮对薛明剑和薛萼果两兄弟的影响不尽相同，随着岁月飞逝、薛萼果渐渐成年，差异也越来越显著。

　　这一年，薛明剑24岁。辛亥革命中的热血已消逝，而革命与改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四十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说：“当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成功后，亦曾倡言实业救国论调，是亦促余改事工业生产。”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先是沪苏浙地区的民族主义资本家，接着，也是旧时的“资本家”。

　　而对于薛萼果来说，这一场大潮则重要许多。

　　从1923年的无锡小书记，到1925年的莫斯科留学生，再到1937年上海“孤岛”革命青年，薛萼果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孙冶方。“孙”是母亲的姓氏。作为母亲，孙氏或许从未曾想过这个孩子的后半生会官至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两年后“离官从文”，同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繁复关系，最终成为全国上下最耀眼的经济学家，被报刊高密度地报道。

　　孙氏亦不能想到，晚年他会为了重建一个理论体系而反复推演、徘徊。

　　回望75年前，1908年10月24日，太湖畔无锡玉祁镇，薛家的第六个孩子才刚出生。他是快46岁的母亲服用堕胎的药石罔效，无奈生下的。薛家虽在当地是大户，但已家道中落。父亲给他取名薛萼果，与前面三位哥哥的名字连在一起组成“栽培林果”。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病榻中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太湖。而他身后，国企扩大自主权转型试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数年后中国经济借助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等领域的生长实现了高速增长。他的学生兼助手吴敬琏将之归因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转向，在中国声望颇高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则称之为“边缘力量”。

　　但数十年后，这并不妨碍孙冶方的经济学同行将他视为中国经济改革前驱，同情他在突围中的徘徊。他已经在复杂年代努力追求并逼近了经济理性。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