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机票退改签设骗局 村民把能骗人当做“荣耀”

　　利用“机票退改签”巧设骗局 村民把能骗人当做“荣耀”

　　法制网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年轻民警丁小田接到抓捕电信诈骗罪犯的任务，而专案组已经派出女特警小兔混入阿海与阿芳诈骗集团中，两人密切配合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

　　这是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反电信诈骗题材电影《巨额来电》中的场景。

　　作为全国重点整治电信诈骗地区之一的海南省儋州市，这样的诈骗大戏经常上演。儋州人习惯用“作吃”来形容“诈骗”，当地“作吃”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为何在民风淳朴的儋州，电信诈骗一度竟是如此猖獗？有何治理难题？该如何构建电信诈骗防控长效机制，根除电信诈骗生存土壤？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进行调查走访。

　　“机票退改签”设骗局

　　“尊敬的旅客，您预订的1月29日北京飞往深圳HU7703次航班因飞行系统故障已被取消。为避免影响行程，请及时联系客服，4006691262办理改签……”

　　2015年1月28日12时，中国羽毛球队知名运动员谢杏芳，手机收到一条机票改签的短信。此前，她在携程网上订了一张北京到深圳的飞机票。

　　因为个人信息完全正确，且有400开头的客服电话，谢杏芳放松了警惕。她到北京西单大街一个ATM机前，向指定的银行账号转10元手续费时，按对方要求输入所谓“验证码”，被骗走45635元。

　　这就是让人猝不及防的“机票退改签”诈骗，发现被骗后，她打电话报警。警方根据银行取款机上的录像循线追踪，在儋州市将犯罪嫌疑人邓某、小邓抓获。

　　原来，37岁的邓某和27岁的小邓是叔侄俩，儋州市人。邓某在2014年就因参与机票改签的电信诈骗被警方处理过。

　　2017年7月21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全福街道居民张某通过网络订购机票，却以“飞机延误退款”为由诈骗现金118216元。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展止付、冻结和查询工作，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身处儋州市。

　　对此，历城警方立即出发赶往儋州，历经20余天奋战，在儋州警方配合下，先后将5名90后犯罪嫌疑人符某某等抓获。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17年6月以来，符某某组织叶某某等人专门以编造“飞机延误机票需要改签返款”为由进行电信诈骗，先后在全国各地作案100余起，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随着全国各地类似案件的不断出现，警方发现几乎所有利用“机票退改签”实施诈骗的犯罪，其涉案人员都来自海南儋州。

　　儋州是海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之一，系海南西部的经济、交通、通信和文化中心，近年来一直被电信诈骗所困扰。儋州的诈骗手段相对“专一”：利用“机票退改签”实施网络电信诈骗。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将儋州市列为全国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儋州电信网络诈骗，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2006年初至2007年初，儋州最早出现的电信诈骗犯罪是犯罪嫌疑人在网吧内发布中奖信息，骗取办理奖品所需的手续费等。”儋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周有武介绍。经过10年发展，2014年以来正式进入第五个阶段：实施机票改签退票诈骗，占全部电信诈骗案件60%。

　　近年来，从“盲骗”到“精准诈骗”“定制诈骗”，儋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一度十分猖獗，犯罪手段和犯罪方式也是不断翻新，让人深恶痛绝，防不胜防。

　　村民把能骗人当做“荣耀”

　　“在这里，部分未成年人热衷于‘作吃’，把电信诈骗当做创业路、致富路。”2018年6月27日，儋州市那大镇何先生感慨地告诉记者。

　　在儋州方言里，“作吃”原指“自食其力”，如今却被一些年轻人特指“网络诈骗”，单笔诈骗得手两三百万元的不在少数，还形成获取公民信息、实施诈骗、取款分赃等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

　　当上下午，记者驱车走访了距离儋州市区有42公里的木棠镇，这是电信诈骗涉案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高梨村，被称为“全球知名的机票诈骗村”。

　　“现在，打击网络电信诈骗力度很大，很多人都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在当地村干部的口中，曾经，村里“作吃”的人很多，几乎都是年轻人，“85后”居多，“90后”也逐渐后来居上，甚至还有一些大学生涉案。

　　让记者惊讶的是，“严打”之前，村里很多涉及网络电信诈骗都是家族式作案。兄弟姐妹联合或是父母带着子女一起“作吃”。在他们看来，“作吃”只是一种“发家致富的门道”，没有人觉得是犯罪，他们认为挣不到钱才最丢人。

　　“打工一个月二千多元，即使没有上过几天学，干这个每月都能挣几百万，运气好的能挣上千万。”该村一位不愿具名的年轻人告诉记者，就这样，很多人见钱眼红，跟风的人数不胜数，被抓还是少数人。即使被抓了，一般进去个两三年就出来了，对年轻人来说也没什么好怕的。

　　“车不停在自家门口；村子里有老太太放哨，一见到陌生车辆，一群人立马拔电源、拔硬盘，有时笔记本干脆销毁……”在来儋州之前，记者便听说“作吃仔”还有一套用来保护自己的活动准则。

　　在这套“准则”中，“枪手”、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及临时垫资人等每个环节的人互不认识，在网上联络，一旦干成一笔“大买卖”，该“组织”便立刻解散，设备销毁，互相不再联系。

　　在采访中，当地多名公安民警告诉记者，只要几部手机、一台短信群发器、几张银行卡，打打电话、群发短信就能骗到钱，易学习，来钱快。一些没上过学的村民从事电信诈骗“一夜暴富”，在村里盖起了高楼，有的甚至买别墅，开豪车，刺激了更多人铤而走险。

　　周有武表示，儋州已持续10多年之久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经过警方多次打击，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正从城市转向农村，已由大规模“阵地战”变为流动式的“游击战”，橡胶林、山地丛林成为新“战场”，与警方“躲猫猫”。

　　全民总动员反诈在行动

　　走在儋州市大街小巷，记者发现，在公交牌上、在路灯上、在路边广告牌上，随处都会见到这样的大红标语——举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高奖励50万元。整个城市充斥着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气氛。

　　面对愈演愈烈的的电信诈骗活动，2015年8月14日，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儋州市公安局便多次开展打专项行动。

　　随后，儋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儋州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并于2016年3月22日批准成立海南省第一个市级反电信诈骗中心，设在市公安局，从相关警种和市工信、银监、电信、移动、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各家银行抽人专职联席办公。

　　“遏制电信诈骗犯罪，首先应从源头阻断犯罪渠道，需要电信运营商和金融单位配合。”时任儋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铁刚称。2016年3月份，市专项办制定了电信运营商、金融企业参与配合的内容，建立“联络员查询冻结机制”“诈骗电话通报阻断机制”“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机制”，解决本省涉案手机、无线网卡溯源问题，还在重点地区ATM机下班时段实行限额出款措施。

　　凝聚各界力量，有哪些动因？铁刚认为，对有功者重奖，对行动不力者追责。同年4月份，儋州市全面启动“史上最严问责机制”，推行镇党委书记、镇长、派出所长“三位一体”的捆绑责任制。重点镇、农场年底摘不掉重点整治“帽子”，将免掉镇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职务。省直管单位、电信运营商、金融行业等驻市企事业单位，如出现不配合，由市委、市政府建议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反电信诈骗到了“全民总动员”的时刻。对此，儋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奖励办法的通告》规定，对举报电信网络诈骗有功人员实行重奖，最高奖励50万元，最低奖励3万元。

　　2018年5月21日，根据公安部“1+8+32”侦查研判工作机制要求，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造率领刑侦、网安一行10人到儋州市公安局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合作交流，形成异地协同作战强大合力，提高整体打击效能。

　　在当地群众提供的一幅扑克牌上，记者发现，上面印制了电信诈骗在逃人员信息，包括其相片、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等信息。在高压之下，扑克牌上的头号嫌犯孙某荣、廖某明，在家属劝说下投案。他们的涉案金额分别高达284万余元、192万元。

　　儋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易向阳介绍说，一直以来，儋州市在加大打击力度同时，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打造“六十里宣传长廊”，市区、镇街、村居宣传全覆盖、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全市张贴、甚至制作印有在逃人员信息的扑克牌向社会发放，并以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作宣传报道，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反电信诈骗新格局，掀起全民防范电信诈骗的热潮。

　　筑牢防范电信诈骗防火墙

　　一条短信让你倾家荡产，一个电话让你家破人亡，一次被骗让你怀疑人生。

　　这就是电信诈骗的沉重代价。

　　2016年8月19日，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学费被骗光含恨离世；2016年8月28日，揭阳准大学生被骗1万元学费后自杀身亡；2017年8月26日18时许，海南昌江县贫困准大学生李春红被骗近2万元而濒临崩溃。

　　看着这些血淋淋案例，不禁后怕。近年来，由于信息泄露、技术漏洞，防范意识薄弱，类似血案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不仅使群众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更为隐性问题是，一个电信诈骗案可能影响一群人，以蝴蝶效应传导信任危机。

　　近年来，在“严打”之下，儋州市有效压缩了电信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然而，电信诈骗正由原来沿海高发向内陆大中城市蔓延，目前已延伸到全国各地，防范打击甚至根除电信诈骗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诈骗不断，防骗不止。电信诈骗属于新类型犯罪，面临定性难、取证难、抓捕难、追赃难等问题，法律依据不足，法律标准不明确，法律规范滞后。

　　2017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海南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在刑法中增加“电信诈骗罪”的议案》。代表们认为，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罚应该重于普通诈骗行为，建议独立于刑法第266条之外设置电信诈骗罪，并提高电信诈骗罪定刑的最低标准。

　　电信诈骗“产业”的基础或“上游”是公民信息的大肆泄露。对此，早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便建议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而受骗去世的徐玉玉考上的正是南京邮电大学。

　　一起电信诈骗能实施，必须有3个必要条件，即通讯工具、银行卡和公民的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是重中之重。另外要抓的一条线，则是电话号码和银行卡的实名制。对此，要立法强化运营商未履行实名制的担责，建立电话号码实名制“溯源”机制。

　　同时，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行业主管部门应督促各商业银行自上而下开辟绿色通道，建立健全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简化审批手续，确保及时冻结，及时挽回受害者的损失。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成为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感的社会毒瘤，给社会信诚带来严峻挑战，是人们享受信息发达便利的绊脚石。只有坚持反电信诈骗“全国一盘棋”，法律真正“亮剑”，施高压用“重典”，才能从根源上防治电信诈骗“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