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下海”，最早尝到海水的苦涩，也最早拥有大海的宽广

　　1984年，向科学高峰攀登了十几年之后，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大概不是做科学家的料。于是，他告别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工程师的岗位，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很快，他发现当官似乎也不是自己的追求。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0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

　　一次全民总动员的“下海”潮出现了。1984年7月，柳传志和十几个同事一起，在一间小平房里办起了“公司”。那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此时，办公司对柳传志来说，是改善生活、也许还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不会想到，在其后的20多年中，公司将逐渐成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养家糊口、吃饭穿衣、休闲娱乐的一个基本场所和组织。

　　1988年4月18日，联想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当时，联想的员工还不到300人，主要业务是销售一种叫“联想汉卡”的产品，以及给国外电脑做销售代理。但柳传志决定“小题大做”，他请来的客人和记者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

　　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1980年，全世界只有30万台个人电脑，10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6000万。1984年，联想成立并开始代理“IBM”的某些产品的时候，19岁的美国人迈克尔·戴尔创办了“戴尔”公司，不久，比尔·盖茨为“微软”设定了那个著名目标：“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柳传志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市场变化，但是联想却不能“造电脑”。

　　当时，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需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公司都有许可证，中科院却没有。

　　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拐大弯”的路线。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1987年，物价局决定对联想罚款100万元，理由是：联想当时的拳头产品“汉卡”违反国家价格政策，定价过高，有牟取暴利之嫌。100万元，对当年的联想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候，公司缴税之后所有利润加起来也不过70万元。联想上下群情激愤：员工要求柳传志召开新闻发布会，打官司告物价局。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柳传志带着自己的助手敲开了物价局局长的家门。“我到那个局长家里的时候，人家在家里吃午饭。敲门人家根本不接待，那也是很难堪的。后来找到副局长，挺好，终于连上关系，再加上我们科学院发展局局长非常努力，最后罚款减到了40万元。”

　　春天时，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秋天时，柳传志却在破旧大楼中的狭小办公室里开张营业。这就是柳传志在1988年拥有的梦想和现实。

　　在高调宣布“进军海外”一年之后，柳传志将在香港研发出的“286微机”送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国，当时在汉诺威正举办电子技术交易会。在这次交易会上，柳传志终于达到了“拐大弯”的目的。

　　柳传志总算成功地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他还来不及开始自己的“电脑梦”，警察却已找上门来。原因是：联想涉嫌走私。

　　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那个春天，柳传志既听到了公司走向未来的脚步声，也听到了监狱的“召唤”。

　　所谓“走私”事件，最终以罚款300万元了结。后果虽然并没有柳传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它对柳传志造成的伤害却久久无法平复。

　　1994年，一直到12月8日，联想才匆匆举办了创业10周年庆典。实际上，此时柳传志一点也没有办庆典的心思。他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他的企业成长乏力，并肩合作多年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而他的身体也令人担忧，反复发作的“美尼尔综合症”让他不得不住进了京西的海军医院。

　　柳传志在病床上备受煎熬的时候，联想也是内外交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国家在1994年年初开始了宏观调控，联想因此失去了大部分部委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订单。市场在缩水，国外的对手却步步紧逼。

　　1989年，国外生产的个人电脑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33%，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

　　1994年秋天，联想最终确定了“突围”的战略，这一仗对联想生死攸关。谁来指挥呢？柳传志当然是众望所归。这一年他50岁，正是人生最具智慧的年龄。但是，柳传志有更长远的考虑，他想起用年轻同志。

　　杨元庆，就是柳传志心目中的年轻同志之一。1994年，柳传志将原本分散在“老同志”手中的采购、生产、营销的所有权力都交到杨元庆手中。实际上，这是将联想，甚至是自己的未来都交给了这个年轻人。

　　1994年，柳传志一面将杨元庆推到最前线，一面向中科院提出了一份“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45%归员工。

　　在1994年，联想的员工还体会不到柳传志提出股份制改造的良苦用心。因为当时的所谓“红利”，只是一个数字概念而已。直到1997年，纸上的“画饼”才变成了“真金白银”。这一年，联想微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17.6%，比位居第二IBM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也是在这一年，证监会同意“中国联想”在香港上市的计划。

　　联想员工以多年积累的1.6亿元的红利，购得了公司35%的股份，员工一夜之间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

　　在柳传志的心里，人的价值超过一切。无论是年轻有为的后辈，还是风雨同舟的老伙伴，都是他最珍视的财富。

　　然而，当“中国联想”要变成“世界联想”时，柳传志一直以来在企业营造的“家”的概念，受到了来自更为广阔的市场的挑战。

　　2004年的联想分外引人注意，它不仅要成为北京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而且要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2004年，就在联想成立20年之际，柳传志辞去了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将联想的未来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他自己则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孵化”新企业。与其说他把这看做一项工作，不如说是一种使命，是他人生的又一次出发。

　　30年来，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成长起来。有人说，正是这个阶层的出现，中国才真正往前走了一大步。柳传志，无疑是其中走在最前面，甚至是站在最高处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2008年，柳传志的一个梦想实现了。他24年前创办的联想，成为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民营企业。 (记者 李晋雄 宋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