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12月13日，一代经济学泰斗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在其麻省家中逝世，享年94岁。

　　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无数、桃李无数、桂冠无数，身后哀荣备至、盛誉沓来自然不在话下。只不过，如果一定要用一条精简的评语论定其身份，相较之下最达意者莫若萨氏自评——“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

　　萨缪尔森与经济学

　　1931年9月2日，这是当时年仅15岁的萨缪尔森入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日子，凡此以后，自称“为经济学而生”的萨氏自说自话地将自己的生日“定”在了这天。

　　出生经济学世家的萨缪尔森自然不会止步于“为经济学而生”，很大程度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自我期许的“经济学为我而生”。至于其成就，仅萦萦大者即包括：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

　　举凡中国士人的追求，按其进阶不难概括为立功、立言、立德。对此，身为犹太裔美国人的萨缪尔森想必不知所云，不过无心插柳之下，一生功业倒也冥冥中接近了东方智慧的圆满。

　　此处撇开人言人殊的德业不谈，萨缪尔森的学养改变了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所以也就改变了人类观察、分析、解释、控制经济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方法与手段。由此，只要身在真正尊崇德(指民主)、赛(指科学)两先生的环境中，萨氏自有从者依其经济学成果建功立业。

　　当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生浸淫其中的萨缪尔森不可能如发现三大力学定律的牛顿那样膺服四海，更不可能如教会神职人员那样永远正确。在其治学生涯，起码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始终不遗余力与其论争。及至实际操作层面，萨氏更是无论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经济预测，还是在为美国总统担任经济顾问的经历中，都曾留下过甚为难堪的记录。

　　并不以自谦为美德的萨缪尔森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局限性了然于心。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萨氏因成为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声名最隆之时，他却为了石油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而直陈不讳：“我们都不像传说中的魔法师那样，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混合经济的一大污点，也是对我这一代经济学家可悲的责难。”

　　这种责难不可能从本质上被消灭。2008年，面对又一波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这次轮到耄耋之年的萨缪尔森得意洋洋，而其老对手——同样伟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只能在天堂里忍受论敌发出的揶揄：“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也许正是因为事功的历史相对性，惯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国人才把立言放置到了立功的上位。而这种价值判断起码在如何衡量萨缪尔森一生业绩的问题上堪可一用。结论就是，多少年之后，几乎不难肯定，萨缪尔森的学说中可以用以指导实践的成分比之今日不会更多只会更少，但是，因为萨缪尔森的学说而启蒙的经济学人则必定会比今日更多、更好地经世济民。

　　这也正是为什么仅就学术而论算不上萨缪尔森最具创造力的专著《经济学》，反而成为了萨氏一生最为厚重的人生丰碑的原因所在。1948年以来，这部可能只适用于初学者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已经发行至第19版，并且用四十多种语言行销全球逾400万册。

　　萨缪尔森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前院长詹姆斯·波特巴曾说，“在许多大学校园，学习经济学实际上就等同于学习萨缪尔森写的教科书”，而作为受其恩泽的后辈学人中的佼佼者，如诺奖得主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以及美联储现任主席本·伯南克等，他们代表、并且还将薪火相传的萨氏门徒，无疑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在知和行两个维度上，一体永葆业师不老。

　　萨缪尔森与中国

　　不同于学术对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当然，这没有关系，学术没有国界，萨氏门徒如今早已遍布华夏。

　　如果不是因为老迈年高，如今的中国对于自命为中间道路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来说本应成为其着眼的重点，毕竟，在他八十多岁谈到中国时还说过，“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请注意，“混合”这个看似平常的定语对于本质上属于凯恩斯信徒的萨缪尔森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他看来，“纯粹的资本主义只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中国这个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混合经济体，即便在她最终下定决心与市场经济实行“混合”时，混合经济的倡导人萨缪尔森对其而言不过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掮客而已。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这一标准，我们必须对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难以想象，如此严厉的批驳迟至1991年9月，竟然还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译者序”中义正词严地宣告。尽管1979年时，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董辅礽即已公开呼吁，“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更不用说，4个月之后的1992年初，邓小平即在南巡讲话中一力扫除了姓“资”姓“社”的纠葛。

　　但这确实就是中国的今天所脱胎的昨天。作家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够了。的确如此，短短十几年过后，那个原本被认为“会在我国造成严重后果”的萨缪尔森一跃成为了众生景仰的宗师，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难道这就是所谓“中国奇迹”的神奇之处？在今天，随便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具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着郭敬明和萨缪尔森的长大作，难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真心皈依市场经济的内在表现？再或者，中国东部沿海那些动辄要求工人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的“世界工厂”既为老板也为国家创富的过程，难道就是因为感召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因为上述疑问的存在，一代宗师萨缪尔森去则去矣，但其身后，需要后辈学人，尤其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人超越乃师的学术、乃至思想课题太多太多。犹记弗里德曼去世时，萨缪尔森称赞他“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远”，现在，该轮到萨缪尔森的学徒们，展示他们真正改变了的、配得起逝者耕耘一生的才华与辛勤的、经济学的职业构造和思想意识了。而中国，也许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并且更适合，经济学之花烂漫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