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的“铜都”、“煤城”、“锡都”等城市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承受着因开采资源而带来的环境负担。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转型过程中，既需要各个资源型城市自力更生，又需要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强力支持。

　  从2007年《意见》的发布，到2008年第一批转型名单的确定，再到2009年第二批转型名单的确定，三年三举措，足见国家决策层对于资源城市转型的重视程度，也足见当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紧迫程度。如果说2007年《意见》的发布是我国综合解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开路阶段的话，那么早在2007年以前，中央和少数地方就已经开始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探路阶段了。

　　中央积极探索

　　“应该说，我们已经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促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一直在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过去这么做了，现在还要这么做，将来还要这么做。”2009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会议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谈到中国为世界节能减排所作的努力时，作出了如上自信的答复。

　　应该说，解振华的自信不是盲目的，其所作的承诺也不只限于口头。从其部下——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副司长彭会军最近以来的忙碌状态可见一斑。搞调研、听回报、拟政策，从去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东北办)转入国家发改委以来，彭会军就没有停止过忙碌，而这一切的忙碌主要就是为了促进资源城市转型，使其适应国家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型城市众多，很难做到像欧洲一些国家对某些地区的那样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或投入。因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在谈到目前资源型城市转型重要性时，彭会军表示。

　　2008年4月，也就是在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4个月后，原国务院东北办连同西部办一起并入发改委，并在发改委成立相应的司局。其中东北振兴司下设综合处、政策体制处、产业发展处、资源型城市发展处；除担负起振兴东北老工业的任务外，还肩负着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职责。

　　其实真正算起来，早在2001年，关于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问题就已经进入了国家决策层的视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辽宁阜新的经济转型问题，并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国家决策层又再次强调要加大对矿产资源开发等地区的转移支付，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对资源衰退和枯竭的困难地区经济转型实行扶持措施。

　　2005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计生委向国务院报送的《用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与发展问题》报告上批示：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贫困、失业和环境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一项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任务。并且在此期间党中央、国务院还多次在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提到资源型城市问题。直到最近的2007年底，国务院《意见》的发布，及2008年、2009年两批转型城市名单的公布，由此可见国家层面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视程度。

　　不仅是重视，国家更是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这些转型城市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中央财政累计下达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已达93亿元。

　　阜新已先行一步

　　如果说国家决策层重视资源城市转型更多是出于宏观经济发展及节能减排角度考虑的话，那么辽宁阜新重视城市转型则更多考虑的是资源衰竭后整个城市出路的微观问题。

　　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这个“全国第一”的帽子戴在阜新的头上多少有些无奈。从确定为试点城市至今，已整整8年时间。在这8年里，曾有许多专家学者为阜新转型献计献策，阜新也曾在其转型中吸纳过这些计策。在这8年里，阜新也曾借鉴过国内外各种转型模式和经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阜新就走上了一条以生态农业为突破口的转型思路，有学者称这种转型思路为“推二进一”的思路。即从第二产业向第一产业转型。

　　据权威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方面，八年来阜新市国民经济总量已由2001年的70.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33.9亿元，年均增长15.4%；人均生产总值由3663元增加到12134元，年均增长15.5%。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阜新市也一改以前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并形成以“三大基地”、三个重点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格局。农产品加工业占全市工业经济的比重由2001年的12.7%上升到2008年的27%，煤炭工业则由2001年的32.4%下降到2008年的25%。在人民生活质量方面，阜新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4327元增加到2008年的10114元，年均增长1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已由2001年的1123元增加到2008年的5030元，年均增长23.9%。

　　单从数据上来看，阜新市的转型应该算比较成功的。那么阜新经过这八年间的探索，是否算已完成转型了呢？

　　“关于城市转型，这中间本身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问题，什么叫完成，什么叫没完成？应该说，转型由初期进入中期，但要说全部转型完毕，这中间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像我们到阜新搞调查也是这样。”辽宁省生产力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丽娟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就提出了转型成功的标准问题。

　　孙丽娟提出的关于转型成功的标准问题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因为对于这些资源城市转型成功的标准没有一个界定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国家关于资源城市转型政策落实不到位、国家扶持资金打水漂等诸多隐患。但现在关于资源城市转型的问题经常见诸于各大媒体，并且各地也结合自身的情况总结了一些经验，却很少有学者和官员对于转型成功的标准问题进行探讨。

　　也许我们可以从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意见》中捕捉到一些标准。根据《意见》，资源枯竭城市应该建立健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着力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加强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虽然该《意见》从宏观上为各个资源城市转型成功的标准提供了依据，但也只限于公关层面。那么具体的一个城市怎样转型才算成功呢？我们将在随后的《指路》版面请专家为您做详细的探讨。

　　另外，本报记者在关于阜新城市转型的采访过程中还有一个兴趣点，就是阜新经过8年的转型探索，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通用的、可供其他资源城市借鉴的转型方略呢？因为作为全国首个转型试点城市，既然是试点，国家决策层也希望通过阜新这一试验点总结、摸索出一条转型的可行之路。

　　“说句实在话，现在还没有。上半年去了一趟阜新这些城市，还没有比较好的、成型的、可以叫得响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非常典型的借鉴经验。现在也都是上各地取经阶段，包括上南方城市取经。”孙丽娟表示。

　　焦作借旅游业转型

　　“焦作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上已经很长了，而且现在已经基本完成转型了。”在谈到焦作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时，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旗首先给《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下了一个结论，令记者事先设计好的问题全被打乱。毕竟从国家发改委2008年确定焦作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试点城市至今才一年多的光景，怎么会这么快就完成转型了呢？

　　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点，东西结合部，区位优势明显。110年前英国殖民者就在这里开设煤矿，世纪之交，随着煤炭开采难度加大，开采成本升高，焦作煤炭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效益下滑、严重亏损的困境。在此背景下，焦作官员们开始谋求城市转型。而除了煤炭资源和区位优势，焦作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发展旅游业便成为焦作城市转型的突破点。

　　“我们这的旅游发展可供其他资源城市借鉴，我觉得这是我们这的特色，焦作主要是以世界遗址公园云台山为主要的旅游资源，主要我们开发了以云台山为主的系列旅游景点。”打开话匣子以后，曾旗就开始给记者介绍起焦作的旅游资源来，由于河南理工大学正好位于焦作市，因此曾旗也就自然而然地为记者做起了城市旅游的宣传员。

　　除了曾旗提到的云台山，焦作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1000多处景点，形成了由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青龙峡、峰林峡五大景区组成的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并打出了以旅游促转型的特色牌。但其中令记者不解的是，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几乎都在打旅游牌，而且在各个资源城市也几乎都有一定的旅游资源，那么为何别的资源城市就没有借旅游业实现转型，而焦作就能够借旅游业实现转型呢？

　　“我觉得还是它的广告效应比较好，它这个转型主要是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把云台山给成功地推出了。北京地铁到处都是云台山的广告。广告做好了，加上本身的风景也好，它是世界地质公园，而且景区的服务管理都是国际一流的，所以就带动了旅游。”曾旗将焦作借旅游业转型成功的关键归结于广告做得好。

　　但仅广告效应似乎不足以带动焦作整个旅游业发展，也不足以带动整个焦作实现城市转型。毕竟旅游业某种程度上属于季节性影响较强的产业，将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一个受季节影响较强的产业上似乎有些不稳定。

　　“当然，焦作现在的发展不是完全靠某一个产业，它是靠综合性的产业集群，因为它没有煤了，自然发展其他行业了。我们是以旅游业为代表，我们这现在已形成铝工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煤盐联合化工产业、装备工业、食品工业、生物产业六大战略支撑产业。”曾旗表示。

　　虽然城市推介归城市推介，但在谈到焦作之所以转型成功时，曾旗认为主要是焦作转型工作着手得早，而且找准了转型的切入点。

　　白银借高新产业突破

　　“正好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甘肃的白银做调研，我觉得那里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他们通过依托中科院兰州分院及兰州大学，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应该说观念比较超前的。”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的交谈中，陈耀主任所提及的白银便进入了《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视线。

　　甘肃白银——一座位于甘肃省中部，总面积只占甘肃总面积4.4%的西部资源型城市。若不是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中白银也名列榜单之上，人们脑海中一般较难对其产生深刻的印象。但当我们提到其另一个称谓——中国铜都时，您也许就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一定印象了。

　　正如其名称一样，白银在历史上曾盛产金、银、铜、铅、锌、锰等贵重有色金属，应该算是资源丰富的城市。但是随着近年来资源日益减少，白银的发展陷入困境。随着1984年和1988年白银公司的两个露天采矿场相继闭坑，与铜资源相关的7个二级单位随之破产或进入破产程序，铜资源的自给率由100%下降到15%，最多可持续供给5至8年；铅、锌至多可持续供给15年左右。受资源枯竭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制约，白银市体制性、结构性、社会性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几近枯竭，发展陷入困境，区位优势不明显，如何突围？往哪个方向转型？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摆在了当地官员的桌面。经过一番探索后，白银当地决策者选定高新产业为突破点，通过与中科院合作，成立了中科院白银高技术产业园。在此基础上，白银当地还提炼出了官产学研，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自力更生和借助外力，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接续产业四大结合的“白银模式”。

　　“像我们中科院要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话，主要还是要看当地政府的积极性。当初我们和白银合作是从一个简单的化工项目开始的，地方政府非常愿意走这条路，想建这么一个产业园，觉得是转型的一条路。而且这几年来确实在西部地区是发展得比较不错的。”中科院兰州分院科技合作处总工程师陈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报记者 祝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