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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支撑着别人的强大。我们该警醒了，是该粉碎缠绕在我们肌体上的坚硬腰带了

　　“勒紧腰带过日子”被用来形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束缚中国经济的腰带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这是一条坚硬的腰带，坚硬到能要中国经济的命。

　　三种因素聚合在一起，构成这条腰带。

　　第一是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一个广东星级宾馆的理发员每天劳动12 小时，每月休息2天。北京一家著名美发连锁店的理发员也是每天劳动12小时，但每月休息3天。在北京郊区加油站工作的女孩子工作24小时(夜间工作可能允许打盹)，休息24小时。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在75小时以上，平均工资每小时约5元人民币或更低。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每天超过12小时的情形也不鲜见。这是我通过访谈了解到的数据。行业的竞争性越强，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强竞争领域的白领员工也是疲于奔命，未见得比农民工轻松多少。一端是超时工作，另一端则是大量失业者的存在。

　　不难理解，如果忽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则全国在业职工平均每人每天多劳动2小时，就意味着全国25%的劳动者丧失了工作岗位。这里有一个不良循环：在业者越是“勤劳”，劳动市场的竞争就越是激烈，在业者的工资也就越低，进一步地，在业者的劳动时间也就越长。这是马克思讲过的道理，只是人们假装忘记了。

　　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现象：在我们GDP总量中，属于劳动报酬并由劳动者最终支配的数量大约在9万亿左右(2007年)，占比约36%；扣除税收，加上其他一些收入，形成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到GDP总量的35%左右。面对这种局面，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不显得笨拙。

　　过大的对外贸易顺差是构成坚硬腰带的第二个因素。当中国人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若有别人发行“外汇”大量进口我们的商品，过一种宽衣解带的潇洒生活，我们可以陶醉在债权人美梦之中。但过量的外汇储备有一种对弱势阶层掠夺的性质。

　　庞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净出口，但对应的货币却发行出去了，于是有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由此产生国民财富的分配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

　　以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尺度更大的不良循环：国内经济的工资成本越低，出口量越大，进而经济增长的实现越是依赖国外市场；为了保住国外市场，越是要压低国内工资水平，进而压缩了国内市场空间，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市场。缠绕在中国肌体上的这根腰带就这样越来越坚硬。

　　还有第三种因素也在束缚着我们：中国存在代际财富连续积累的机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如果按0.42的基尼系数做测算基础，中国占总人口比重5%的最富有的群体大约拥有国民收入的30%左右。而我国政府不向个人征收财产税、赠与税和遗产税，于是，这些富裕人家的财富可以实现代际传承。如果有了这些税种，富人们的经济行为就会有大的变化，他们不得不消散财富，用财富来换取慈善家的名声。财富的集中在加深中国社会的鸿沟，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就这样在束紧自己的腰带，变成了别国难望项背的高积累率国家。概而言之，中国的积累的根本特点是财富分配向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倾斜，而代价是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工资水平。高额外汇储备本应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引发相应的进口才对，但高利率和低工资消散了这种压力，中国人的肩头扛起来别国的高消费。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支撑着别人的强大。我们该警醒了，是该粉碎这条腰带的时候了。

　　近日，政府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我很期待这个改革方案出台，但唯恐方案不能抓住要害。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矫正收入分配偏差是不够的，必须从调整劳资关系入手解决问题。

　　有人说要改革工会制度，让工会在劳资关系调整中发挥作用。但我知道美国的工会会员占劳工的比重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大量非工会会员劳动者的权益照样有比较好的保障。工会当然有作用，但它的作用再大也大不过政府。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说，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转变。中国本届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也许这是真正转变的开始。但愿我们能在劳资关系的调整中践行新的理念。★文/党国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