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提高国民社会保障水平

　　●抓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措施

　　●投资结构向民生向消费倾斜

　　●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

　　●发展直接服务消费的服务业

　　●扩大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用国有股分红提高居民收入

　　●减持国有股以充实各级财政

　　人们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时，往往从居民储蓄率偏高去找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是什么推动我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原因不在居民而在政府和企业部门。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一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三是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为此，采取的对策应是有针对性的、综合的：

　　毫无疑问，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包括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尽可能从金融市场筹集，而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进一步用于扩大农村养老、医疗改革、住房补贴、农村补贴等资金来源。

　　第二，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以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第三，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

　　第四，鼓励各级政府继续有条件地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的措施。包括发消费券、“家电下乡”补贴、车辆购置税减免等各项政策。

　　第五，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相连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第六，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用金融手段给予大力支持。

　　第七，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区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辅以税收、房建、医疗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

　　第八，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

　　第九，解决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要算大账，不仅要算财政部的收入账，更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收入账。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应进一步要求：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并修订有关规定，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十，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减持后的资金除酌情部分划转社保基金外，也一律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除以上10条政策措施外，目前在扩大消费问题上，同样还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如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调整、政府消费如何进一步让渡于居民消费、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这一切同样需要以改革的态度来认真处置。

　　扩大国内消费，既是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令人可喜的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已步入世界前沿，加上巨额外汇储备，当前，实现小平同志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条件已经初步形成，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消费与福利水平。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理应能在克服经济复苏基础中的“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夏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